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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是否需要建立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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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是否需要建立組織,不是關係到某個人的問題,也不僅僅是關係到儒教的問題,往大處說,它也是關係到道統傳承、人類福祉、天人和諧的問題。因此,雖然吾言有異於眾人,卻不敢不言。吾言是否符合道義,是我關心之事;若不合道義,當然是我之罪。吾言是否合於眾議,非我所關心之事;有異議是正常情況,但求合於道義是期望。道本無是非,事必有是非。若事之是非合於道,則其事可博可厚,可高可明也,可悠可久。

建立儒教組織“中國儒教協會”的呼聲越來越大,而且近兩天來呈現出一邊倒的趨勢,這是很可以理解的。大概在很多人看來,至聖孔子、亞聖孟子奔波周遊於春秋戰國時代,遊說了那麼多的國君,之所以未能“成功”,首先在於當時沒有一個龐大而且強有力的組織,其次是沒有用“君主威權”、“富國強兵”、“合縱連橫”去勸說當時的君主。少正卯之言可以轟動一時,楊朱之論可以廣泛被人接受,韓非子之學令秦始皇拍案叫絕,蘇秦之術可以使他掛六國相印,墨子之說可以贏得許多讚賞,原因何在呢?孔子說:“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老子說:“大道甚夷,而民好徑。”屈子說:“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猖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

學儒之人,當然不會認為至聖和亞聖有錯誤和不足,但是,會不自覺地用“因應時代,與時俱進”來自我解釋。至聖孔子所處的時代,禮崩樂壞,道裂德衰,官學質變,五霸紛爭。這種情況是不是必現在好一些呢?亞聖孟子所處的時代,“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這種情況與當今有多少不同嗎?楊朱、韓非子、蘇秦、墨子均列於諸子之中,可以相信,他們都並非出於惡意,其主張也並非毫無可取之處,然而是否符合“王道”、“仁政”的儒學原則呢?當今時代,是不是儒者就應該不再按照至聖亞聖的做法做事,卻應該按照蘇秦、韓非子、墨子那樣的做法做事呢?

亞聖見齊宣王、梁惠王、滕文公,三者可謂代表三種情況。齊宣王在當時算是強大者,亞聖勸之以王道;梁惠王在當時算是一時受挫者,亞聖勸之以王道;滕文公在當時算是弱小者,亞聖同樣勸之以王道。三者均曾多次受教,然而均未施行王道,為什麼?因為人的本能和私心使他們寧願選擇快速見效的捷徑,而不願意選擇正直漫長的大道。因此,王道未能行於春秋戰國,至聖亞聖會因此而怨恨嗎?孔子說:“不怨天,不尤人。”至聖亞聖難道不知道“建立組織”以便提高對君主和時代的影響力、加快王道仁政的步伐嗎?我認為絕對不會。如今要復興儒教(或者說儒學)的朋友們,為什麼不選擇至聖亞聖的做法,卻選擇蘇、韓等人的做法呢?大概也是因為本能和私心吧?(當然,這裡所說的私心,主要是指對儒教的私心,而不是個人的私心。)

要建立“中國儒教協會”的朋友,當然是急於復興儒教,重新建立起被破壞了的傳統文化信仰。尤其是眼見當前的外來宗教的強勢,於是不自覺地想到了最近這些年被悄悄植入心中的“團結就是力量”,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人多力量大”,畢竟這是這些年來被世人普遍接受的觀念,而且也確實是已經證明行之有效的做法,所以,有此想法,無可非議。但是,人類的歷史不應該總是無奈地重複,王道大同的希望不應該失去施行的可能性。當初在漢朝初年,叔孫通遷就漢高祖的意願制訂禮儀,因此,後世兩千年的儒學並非盡如人意;賈誼、晁錯在時機未到的時候急於提出一些主張,因此,賈誼抑鬱而死,晁錯引發七王之亂。如今,可謂儒學復興的第三個循環期的開端,假如開端就不正,就好比萬里長堤留下了裂隙,豈可不慎?

“團結就是力量”不是錯誤,但是,由志同道合者所自然組成,並且所志在於仁義,即使是稱之為“黨”,那也算是“以友輔仁”的“君子群體”。如果只是因為有同樣的主張或共同的利益,卻不是志在仁義,那麼,即使自我標榜為“君子群體”,那也只是“黨”。儒教復興,固然可以看作是中國傳統文化信仰的復興,但是,應該清楚的是,儒學也好,儒教也好,那都是“名”,能使天下有道、國泰民安、天下太平,才是儒教復興的最根本目的。假如儒教復興,不是以天下有道、國泰民安、天下太平為前提和目的,那麼,所謂的儒教復興便可謂變質了。

作為信仰的儒教之復興,與一種學問的復興不盡相同,因為信仰只能是個人的自主選擇。儒教的組織,是建立在儒教的信仰者基礎之上的,而且也要依靠信仰者而存在。如果信仰者本來就不多,即使有了“中國儒教協會”,會有什麼意義呢?那只能是“組織的信仰”,但信仰又不是靠組織所能建立起來的。儒教信仰與其他宗教的信仰不同,它是由學而至於信,而不是由信而至於學,所以,致力於以敬意讀經,大力倡導讀經,以此增加瞭解和支持儒教的人數,培養出君子並能在生活和政治中充分發揮作用,儒教也就自然能復興起來。這才可謂“信仰的組織”,而且這樣的組織不依賴於外在的組織形式而存在,即使一時之間儒教受到打擊而使之處於低谷,也絕不會斷絕。中國文化傳統(道統)一直就是這樣傳承至今。

儒教並非依賴於信仰而存在,而是因為它根於人之本心本性和天地自然之道而永恆存在。只要有人,儒教就不會完全失去。自從孔子編訂六經、又有《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之後,有時得到朝廷的尊重則能應用於“內聖”與“外王”;有時無法得到朝廷的尊重和應用,則可以存於民間。當讀經之人眾多的時候,君子就越多。君子在野則能化俗,君子在朝則能美政。有孔子以人成聖,可以教化天下千秋萬世;有孔子所傳之道得以應用於朝政,可以造就一時之太平。儒教的傳承在於有有心有志之人,儒教的應用也在於有有心有志之人。中國傳統文化,不僅要考慮如何像春夏時期萬物生長一樣,還要考慮如何像秋冬萬物斂藏一樣,只有如此,才能“生生不息”、“週而復始”。如果藉助於“中國儒教協會”來傳承和應用儒教,有可能會“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有朋友說,“在现代社会,只有建立儒教组织,才能有从事‘外王’活动的基础。不建立组织,连存在的法律基础都没有,如何从事‘外王’?”可是,“外王”是要由“君”來實現的,也就是必須有堯舜禹湯、文王武王一樣的君主來落實,而絕不是由“儒教協會”所能落實的。更重要的是,即使是“中國儒教協會”有幸得到政府的認可而且建立起來了,它的地位與政府將是什麼關係?如果是在政府之上,恐怕是不可能的;如果在政府之下,經典所載的“聖人之言”恐怕就只能受政府指導而失去了指導政府的作用了。經典應該是超越現實、指導現實的,而不能是被現實所左右的,否則,經典不成其為經典,聖人未被認可為聖人,道統無法顯現於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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