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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组织形态史略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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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景年-2011-4-10

 

很多人认为中国从来就没有儒教的组织,儒家也不适合成立孔教会之类的组织。事实真的如此吗?其实,一种宗教也好、学派也好、意识形态也好,如果没有组织,仅靠几个所谓的贤人君子冥然兀坐,或暗自静修,去行那独善其身之事,儒家又如何能流传至今?在古人所构建的那条以贤人君子为道统背后,必然有广泛而深刻的儒家组织的背景作为支撑。这就如在广阔无垠的大海中涌起几个波浪,是以广阔无边的大海为基础的,没有大海,哪有波浪?没有儒家深厚的社会组织基础,哪有浮出水面的贤人君子?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儒家在历史上有着形式多样、系统严密的组织,而且正是这些组织,才使得在儒家经典文献之外,一整套儒家衣冠礼仪风俗文化制度流传至今。研究儒家在历史上的组织形态,对于消除人们对重建儒家组织的误解和迷茫,增强对儒家的信心都有很多帮助,本文愿在这方面做一点初步探讨,以抛砖引玉。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中国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整个国家机器就是一个儒教组织,但这样关于儒家组织的探讨毫无意义,我们要考察有哪些是较为纯粹的以儒家本身为内容的组织。作为儒家的组织系统,首先要满足两个条件,其一是典型儒家式的,其二是有组织的。通过研究发现,历史上出现过多种儒家组织形态,但总体来说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学术组织,二是教育组织,三是宗教组织。

 一、学术组织

儒家最早是作为诸子百家的一个学派存在的,学术性是其重要特征,故而有一系列与学术探讨相关的组织。

1、孔子学派。孔子在世的时候,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孔子与其弟子构成比较松散的组织。弟子们听孔子讲学论道,然后修身养性,孔子还不时对弟子的行为进行评论,督促他们,比如讲宰予朽木不可雕,讲冉求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弟子对于孔子也有了一些崇拜的心理,甚至把孔子尊为圣人,如子贡说孔子是“天纵之圣”,又称之为“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把孔子比为天,孔子死后,许多弟子都守孝三年,如同父母,可见孔子在弟子们心中的崇高形象。但是,弟子们与孔子并没有严格的人身系缚关系,他们可以随时离开。孔子周游列国时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弟子跟随,所以被人形容为“累累若丧家之狗”,显得很落魄。此时儒家处于草创阶段,孔子建立的虽然是一个松散的学派,不如释迦牟尼所建立的僧团具有严格的组织性,但也有了某些组织的特征。

2、后儒学派。孔子死后,儒学的传承并不清晰,历史上有儒分为八之说,但总体来说不外两类,一是义理学派,一是传经学派。子思、孟子等大致可以归入义理学派;子夏、荀子等大致可以归入传经学派。义理学派所形成的组织不太明显,如后来宋明理学、近现代形成的新儒家,虽然也分为程朱、陆王等学派,但并没有严格的组织,只是一种名义和义理倾向上的一致,组织特征不太明显。

传经学派虽然具体脉络并不清晰,但从秦火之后汉代寻访的仅存的经师那里可以知道儒家经典是有经师代代口耳传承的,并产生了春秋三传、礼记等相关著作。这些学派或许只是一个师傅带一个或几个徒弟,虽然有荀子、左丘明等杰出人物,更多的是默默无闻的经师,但靠他们儒家终于能够传承并发扬光大,并成为诸子百家中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学派。汉初健在的老儒生口授记录下的儒家经典,称为今文经,汉武帝独尊儒术,在中央设立五经博士研究儒家经典,儒家经学正式成为中央官学。后来又发现了新一批经典,即所谓古文经,于是形成了古文学派,这两派各有师法和传承,并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形成了一系列学派,关于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的争论,一直持续到近现代。传经学派的组织似乎更严密一些,经师对徒弟的权威性较大,弟子一般只能遵从师父的教诲,不得与师父的思想相违背,这就是所谓的家法或师法。

二、教育组织

《汉书艺文志》云: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可见以道德教化是儒家的重要功能,而教化是要体现在教育活动中的,这也成了儒家组织形态的一个重要部分。

1、国家教育组织。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学说便成了国家教育的核心内容,从五经博士,到到七经、到九经取士、到十三经,四书五经,天下的读书人全部都是围着儒家经典、围着圣贤之道在转。孔子是至圣先师,所有的学堂都有供奉他的画像,所有的读书人见了孔子像都要下拜,古代童子初入学,第一件大礼就是拜孔子,科举考试开考前监考官要先在孔子像前宣誓。从组织系统上讲,科举制度形成之前的两汉魏晋时代,就建立了国子学、太学等高等学府,其他地方郡国也相继建立学校;隋唐以后,科举制度建立,不仅有专管教育的部门,如礼部、国子监,地方学政等,考试也有乡试、会试殿试等级别区分,建立了更为完整的学校体系。总而言之,古代教育体系是一个以儒家思想学说为灵魂的组织系统,这一系统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变的非常严密和完善,这是儒家在教育方面的组织成就。

2、民间教育组织。除了官方建立的比较完善的教育系统,儒家的民间教育组织也有长足发展。书院这种民间教育组织兴起于宋代,最初,书院为民办的学馆,原由富室、学者自行筹款,于山林僻静之处建学舍,著名的书院有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登封太室山的嵩阳书院等。后由朝廷赐敕额、书籍,并委派教官、调拨田亩和经费等,逐步变为半民半官性质的地方教育组织。明朝的时候,书院也有发展,如著名的东林书院。书院往往是失意的儒家学者研究学问,讲明道义,宣扬儒家学说的舞台,可以算是一个圈子,即以一个或几个著名学者为中心,吸引一批青年学子前往就学,共同探讨学问,形成一个学术教育小圈子,这种小圈子虽然组织上未必严密,但却非常灵活,在教育内容上更为宽松和活跃,维系这一组织的不像官方教育那样是以圣贤书换取功名利禄,而是他们心中真正的儒家之道。近代以来,就有许多仁人志士尝试通过恢复书院的模式来复兴儒家,如今人蒋庆先生创立的阳明书院。前几年游庐山,看到东林寺信徒云集、香火旺盛,而附近的白鹿洞书院却成了一个普通的旅游景点,游人虽多但有几个儒者?两教结局如此不同,良可叹也。

三、宗教组织

前两类组织都偏重学术或教育,宗教性较弱,那么到底有没有更具宗教性的组织呢?具体来说,典型的儒教组织有以下三种:

1、太常礼部系统

太常,秦朝称奉常,常,即尝,即食物先让祖先尝,祭祀之意。太常是秦汉时期三公九卿中九卿之首,是掌建邦之天地、神祇、人鬼之礼,吉凶宾军嘉礼以及玉帛钟鼓等威文物的机构,汉朝太常属太尉部,掌礼仪祭祀,至晋朝、南朝时均为九卿之一。

到隋唐时期,形成了三省六部制,其中礼部代表了儒家在古代作为国教的地位,是其意识形态地位的最直接表现。按史书记载,礼部的主要职能包括掌管吉、嘉、军、宾、凶、祭祀等礼仪,管理学校、科考等,接待外宾等。

可见,关于祭天、祭祖等重大礼仪,是太常、礼部的重要职能,北京有天坛、地坛、宗庙等,每年定期举行祭天、祈雨、祭祖等各种典礼,这些都是太常、礼部的分内之事。宣统三年(1911年),将礼部改为典礼院,成为清政府专管朝廷坛庙、陵寝之礼乐及制造典守事宜,并掌修明礼乐、更定章制的机关。

太常、礼部是传承孔子的礼乐思想,并将之国家化、仪式化、宗教化的重要平台。孔子多次谈到礼在祭祀中重要性,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个郁郁”,就是礼仪非常盛大、非常完备的意思,有了完备的礼仪,就有了天神、祖先的威严,儒家信仰层面的东西才会真正建立起来。《中庸》里面,孔子说:“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君主,要尊崇祖先,尊崇天地,就要齐明盛服,以承祭祀,穿着很正式的衣服,去祭祀,去与鬼神进行沟通,这些极具宗教性的国家获得都是靠太常、礼部系统来完成的。

太常礼部系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标志性的重要意义,是中华衣冠、正统正朔的所在,有了正常的符合传统的礼仪管理系统,这个政权才是合法的。南北朝时梁武帝喜欢摆弄礼仪,东魏丞相高欢就曾说:“江东有一吴儿老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可见礼仪制度的文化标志意味,而实践这一制度的恰恰是政权的太常、礼部系统。

2、家族系统

传统社会中家族是社会的基本单位,许多大家族都是几世同堂。我们看唐宋时期的文献,很多人名都是姓加数字,比如秦七:秦少游,黄八:黄庭坚,柳八:柳宗元,元九:元镇,李十二:李白,韩十八:韩愈,李二十:李绅。这些数字就是大家族同祖先兄弟的大排行,大排行体现了家族观念的深远影响。中国向来重视姓氏,所谓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姓代表了一个族群。经典上讲修身齐家,这个家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三口之家,而是一个同姓大家族,他们源于一个祖先,有族长,即家族的首领,有家法,即家族的法律,有祠堂、族谱、祖坟,即维系家族的信仰纽带,有定期不定期举行的祭祖典礼,这是仪式性的东西,家族成员在经济上也有紧密的联系,许多家族都是许多代都不分家,在一个家族中共同生活。可见,家族是一个有相当严密性的组织系统。

在古代,家族是贯彻儒教信条的重要组织系统。首先,家族有严格的辈分和上下尊卑礼仪,对于婚丧之礼也都有很详细的规定,而这些都是儒家礼学的重要内容。其次家族最强调孝道,祖先信仰(祠堂谱牒)和道德要求(和睦、孝悌)是儒家信仰在家族系统中的体现。家族组织是国家组织的缩影,较为强化尊卑上下的观念,忽视个人自由,而且一些家族的家法往往凌驾于社会法律之上,有生杀予夺之大权,即所谓的清理门户,这些都是其弊端所在。

3、孔氏系统

孔氏系统是以孔子后人为核心的儒教组织系统。孔子死后,孔子后人尊崇孔子遗教,传承孔子的家礼和学说,渐渐形成以曲阜为中心的儒生群体。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可见,在鲁国(今曲阜)有“诸生”这样一个团体的,他们“以时习礼其家”,可见有一定的制度和仪轨;又说孔子传十余世,可见“诸生”的团体是以孔子的后人为骨干,再加上其他信仰儒家思想的人所组成。这个团体从孔子死后到秦汉时期一直存在着,秦始皇焚书坑儒,所杀儒生四百多人,大部分是这个团体的成员。这个团体可以说是最早最完善的儒家教会,在动乱的年代努力保存着儒家的火种,代代传承。及儒家的地位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之后,孔子后人被一再册封,并在曲阜形成了以孔子后人为核心的孔氏系统,即所谓的衍圣公系统。这一组织孔府、孔庙、孔林为核心,供奉孔子及其弟子,并适时举行祭祀典礼,曲阜也因此成了封建王朝心目中的圣城,皇帝都要经常去朝拜。所以虽然朝代经常变更,而衍圣公的名号却安稳不动。

孔氏系统是比较直接和纯粹的儒教组织,首先它是直接供奉和尊崇孔子的,在这一组织中,孔子既是祖先,也是圣人和先师,其次,它传承了许多孔子的遗迹(宗教中称为圣迹),比如孔子日用器物,孔子墓等,第三,它定时举行盛大祭孔典礼。在制度上孔氏系统是比较完善的儒教组织。

总体来说,三类组织各有其特征和偏向,但都只是反映了儒家的某一层面,并不能完全反映儒家全貌,不足以成为真正代表儒家的组织。学术组织基本上停留在学术探讨层面,缺乏宗教信仰的实践性,组织系统也不严密;教育组织相对少了点学术气息,在推动儒家学说实践化方面更进了一步,是儒家学说普及的重要组织形态;而宗教组织则近似于完全的儒家信仰的实践化,宗教化和组织化,是儒家教会的雏形。此三类组织在历史上未能统一,也无法统一,所以当他们所依赖的政治力量瓦解后,他们也如一盘散沙,再也拼不起来了。

儒家并非一直停留在书本上或是个别儒者修身养性的工具,而是早就有了各种各样的组织,这些组织成为儒家传承的重要载体,未来儒教组织——孔教会的建设应该从这些历史曾有的组织中吸取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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