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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文扫地——勉仁书院寻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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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超

 

2010年10月16日,正是传统的九九重阳佳节,也是一代儒宗梁漱溟先生的117周年诞辰。然而在此次诞辰之际,我的内心却无法如以往一般安宁,更多的是愁云满布,甚至带有一丝无助。半个月前的北碚之行,让我的满怀期待瞬间沉落到了谷底…… 

十一长假的第三天,夏历八月二十六。经过前些日子的阴雨连绵,重庆终于迎来了近期难得的晴朗天气。正因为如此,在之前就已拿定主意的我,在这一天早晨乘坐着从主城区开往北碚的高速公交巴士,前去寻访此前只在书中得以见闻的由先生创立的勉仁书院。说来惭愧,尽管身为20来年的当地人,却是头一回有这样的机会前去北碚区。也难怪,尽管如今的北碚已成为重庆的主城区之一,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畅通无阻也不过是直辖后的这段时间。当然,作为重庆城数一数二的后花园,缙云山间、嘉陵江畔的北碚,为人们联系更多的,无疑是休闲观光的自然风景。想必也正是这宜人环境,让抗战时期身在陪都的文化名人,更愿意把北碚选作自家的安身之地。 

高速大巴开了不到一个小时,便达到了北碚公交总站。正在为交通的越发便利感到高兴之余,总站周边的滚滚人流和水泄不通的行路秩序,让这种喜悦没过多久便消失殆尽。我想这大概就是北碚地方政府要另辟新城区的理由之一吧,只是就任由这“老城区”这样自生自灭么?于是,在混乱中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条能够上缙云山北温泉的公交路线。尽管缙云山北温泉疗养休憩的名声早已在外,然而上山始终不是个轻松的话题。尽管盘山公路早已平整不少,但外形略显破旧的公交车行驶看起来依旧很是吃力。 

终于在半个小时后,我在三花石车站下车,勉仁遗迹的寻访算是正式启动。说来也是巧合,在车站在离车站没多远的岔路口中央,刻有“缙云山”三个大字的石坡,清晰地告诉世人这里便是上下山的分界线所在。只不过面对前面就是缙云山风光美景的“诱惑”,我却没有任何的顾忌,满脑子里想着的,都只是行走路线和在想象中猜测书院故迹的现状如何。 

若要深究起来,人们常说的“勉仁书院”,其实是由两个不同的机构组成的:一个,是1940年在璧山来凤驿创办,次年迁至北碚的勉仁中学;另一个,则是梁先生调停和谈失败退出现实政治,回到北碚后于1947年创办的勉仁文学院。如今大家谈及更多的,无疑是后来曾被冠以“重庆第22中学”的勉仁中学。但要是只把勉仁中学当作所谓“勉仁书院”的所有,显然是不够全面和准确的。因此,我这一天的行程,便不仅仅只是造访勉仁中学而已。 

根据此前自己所查询到的可靠资料,我把第一站定在了三花石附近的北温泉疗养院。尽管重庆就已脱离四川省而直辖,但这个疗养院依旧属于四川省工会的管辖范围内。至于当地人为何称其为三花石疗养院,我便想当然地认为是因地名而得。但后面的事实,却让我很快纠正了自己的这一看法。 

如今这个年代,再要提及“疗养”和“疗养院”的字眼,会不会让人感到很陌生?虽然在我的印象里,这样的陌生感也仅仅有个10来年而已。旧日风光不再,让这本来让人清净修养的地盘,反倒显得有点人气稀疏。顺着疗养院的上坡方向走去,便看到一幢墙壁由奇异怪石点缀的楼屋,上书着“将军楼”三字。我意识到,这里应该就是寻访的其中一个目标了——梁先生曾在这里短暂居住过一段时间(从1949年5月至次年北上京师)。 

在进入外墙环绕的拱门后,我走进了将军楼所在的大院里头。苍翠欲滴的树木灌丛,让整个楼院如百草林园般清修宁静,实在不难想象先生为何选择此地作为自己作息之处,从而得以抛开此时外界的动荡局势,全身心投入到《中国文化要义》的定稿成书当中。再仔细把楼屋外观瞧了仔细后,才明白之前对“三花石”的出处需要作一个纠正了:其实就指的是这栋楼那由如花般绽放的多彩山石所装点的外壁。 

虽说将军楼故物犹在,然而在这里成为疗养院产权已有五十余年后的今天,再想从其中找出与先生相关的些许,想必也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于是自己只能在睹楼思人的同时,回顾脑海中对《要义》大意的记忆。这时,我看到楼屋偏门外坐着一帮人在那儿喝茶闲聊,其中还有两个僧袍打扮的。面对我这个不速之客的来临,他们只是瞧了一眼后便继续摆谈着被中断的话题。不知道他们是否还了解,这里曾经住过一位一生对两个问题关心并为之奔波终生的老人:一个是中国问题,一个是人生问题。还有,融汇儒释道三教的梁先生若还能感应世间,会不会加入到他们谈佛论道当中并说上一番? 

离开疗养院,我便开始朝下山的方向走去。在踏上距离将军楼大约几百米处的环山公路时,我突然发觉楼屋坐落之处紧靠着山谷,真可谓是居高临下。而与此同时,公路对面的一片布满爬山虎的厂房区,引起了我的注意。若是掌握的情况准确的话,这里应该就是本次寻访的另一处遗迹的所在。穿过公路再一瞧,没错,厂区大门旁的单位名称,显示这里应该就是当地人所谓的原四川仪表四厂。而这里,曾经就是存在时间大约3年的勉仁文学院。其实若要寻找具有真正古代书院性质的“勉仁书院”,应该是指文学院。文学院在整体移交给新政权后,师生是被整体接收到了西南师范大学,而学院的地产则被厂区的一部分直至今日。不过,在看到厂区四周凋零沉寂的景象后,我内心中涌生出一种莫名的辛酸。书院不再,工厂不济,这片曾经的朝话夕语之地,究竟还要承受何等的失落感? 

沿着公路往下走,之前靠着在公交车上所估计出的距离感,我自认为接下来的路程,只需要步行就可以了。没想到的是,这样的自以为是让我吃到了教训:不能相信在汽车上的目测——这实在是不准确得可以。而此时,近期难得晴朗的天气,在午时又冷不防变得灼热起来,让经惯了秋装的我不得不卸去外套以继续赶路。在气喘吁吁靠欣赏山间景色来转移跋涉疲乏走了大约几里路后,我才总算来到了书院的另一个组成、外界更为熟知的勉仁中学的所在区域——金刚碑。 

不顾汗流浃背,我四处搜索着中学的存在,终于在一片桂花树丛中,看到了半山腰上两栋教学大楼的存在——不晓说应该就是勉仁中学了。但在为寻找到目的地而感到欣喜的同时,我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高处那栋教学大楼上的勉仁字样,好像是被撤下去只剩了痕迹的感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越想越感到有些不安。

好不容易找到前往学校的上坡路径后,我对校园的第一印象,只有两个字:凋零。山脚下体育场和升旗台的破旧不堪还自罢了,即使透过校园大门却没有见着一丝的研读生气,这究竟是为何?我顿时心绪变得沉重起来。 

走进校门,传达室只有一个看门人在。我在说明来由后,才得知了一个晴空霹雳的消息:学校已在去年年中被废弃,剩下的师生被山下的学校所接收。而这位看门人,则是在学校废弃后不久受当地教育部门所雇,来与这残垣断壁作伴。 

登上石阶,顺着左手方向走过去,是学校的升旗台和食堂。食堂的蓝色玻璃上有着由“勉仁”二字而成的校训——“仁以立志,奋勉求学”。仁曰立志,勉曰求学,上合阳明子《教条示龙场诸生》之“四事”,下接泰州心斋先生《勉仁方》之述义。梁先生自由佛转儒后,便终生虔信并践行于王学当中,无论是粤豫鲁三省乡建,还是在巴山渝水奔走于国是与办学当中。即使是勉仁中学被新政权接收并在后来成为职业技术学校后,先生昔日培育人才之道依然生辉。今日目睹人去楼空之现状,除了心痛,还是心痛。 

凭着对资料里讯息的大致记忆,我还是很快找到了当初在梁先生诞辰百年之际所建造的漱溟馆。说起来是“馆”,但实际上只是由一个有五幅橱窗等纪念长廊,以及一个先生的半身塑像所组成。然而如今的纪念长廊早已被四处滋生的野草杂树所覆盖,至于由费孝通先生题词的半身塑像,更是到处沾满了青苔。我不禁怀疑,这只是废弃有一年半就出现的状况吗?我唯一感到些许安慰的,是先生塑像中那双坚毅神情下的眼睛。与以前所看过的先生照片相对照,塑像算是精确还原了其中的风采。或许,正是这样的眼神,才不会让我等后生在现实的无情和周边的不解中苦闷沉溺,而能够擦亮眼睛、挽起袖子,以身为道而使圣学有朝一日得以昌明光大。 

此前听说勉仁中学里有先生的一馆一碑,这馆我已经找到了,然而碑又在哪儿的呢?而在长廊的背后,又看到一排长长的阶梯。于是带着这样的疑惑,我走上阶梯,希望找到答案。然而,我在没有找到答案的同时,看到了更为不忍的景象:被遗弃的教室和学生宿舍四周,到处是破旧的课桌、椅子,各式各样的垃圾和废弃物,以及锈迹斑斑的大门铁锁。若能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可以镇定泰然,我觉得要么是超凡脱俗,就是铁石心肠。失魂落魄之下,我关掉了相机的电源。我害怕自己真的把周围的种种拍下,然后今后每每在回放相片时梦魇缠身。再往上走,大概是过去的技工实习厂房,现在也不知归谁所属,并且耐人寻味地提示外人因为内有恶犬,所有禁止深入。我知道这里没有我要寻找的碑身,于是朝下坡阶梯走去。看着由孙起孟题词的“崇实求真”,只觉得既讽刺又好笑——看到学校的这番景象,还能有所谓的“真实”感吗?如今学校还能值得一提的,莫过于处处都是翠色密林的覆盖。想必在先生经营中学的时候,在职中长期运行的时候,这里的一草一木,曾经也或多或少陶冶过一代又一代的学生。 

找来找去,始终没有找到有关先生的碑。我于是重返漱溟馆再探究竟,结果这次终于得以搜寻到碑身的存在。但让我感到无奈的是,不止因为我观察不细致而导致没能找到这距离纪念馆不足10来米的纪念碑,还因为疯长的杂草已经淹没了通往纪念碑的路径。谨慎过头的我,还拿了一根长棍在周围做了半天的“打草惊蛇”,才战战兢兢地来到纪念碑跟前。 

宽大的碑身,上书着由原重庆市副市长冯克熙题词的“梁漱溟纪念碑”六个字。只是铺置碑身的白瓷砖上的块块黑斑,提醒着我这里已经有长时间没有好生清洗过了。本来想绕过纪念碑正面去瞧瞧背后的纪念碑文的,然而已经无迹可寻的草堆让我知难而返,只好用相机在升旗台前照了下来。回去之后再仔细查看照片,才知碑文是以北碚区纪念梁漱溟百周年委员会的名义起草的。至于碑文的详细内容,可以通过网络资料进行查询,这里就恕不重复了。 

从之前所看的资料中,了解到其实在勉仁中学附近的竹林,也就是当地人称作的“菩萨沟”地带,曾经有一幢上世纪30、40年代风格的小洋楼,据说是梁先生在北碚期间的长期住所,其居住时间远长于只作为短暂停留的“将军楼”;不过,同样中也是在这份资料里获悉,故居早在30多年前便毁于火灾,而且通往该地段的小径早已为农田和竹木所阻塞,想要轻松前往探寻并非易事。望着校园主楼旁边已被竹林遮得严严实实的林荫小道,我明白凭一己之力已难以深入菩萨沟,只得抱憾而返。 

穿梭于草木丛堆之间,不知不觉身体有痒状反应。再一看,衣服裤子上到处是各种蚊虫,赶紧用手一一拍掉。这时,我就不由地庆幸自己身穿的长衣长裤,否则肯定会被叮咬得不行。正在这时,看见几个当地人在升旗台附近打打磨磨,于是好奇询问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回答说正准备挖取一些校园的树木,而这些树木在山下会有很大的升值空间……没等他们说完,我脑子一轰,有些神志恍惚。学校没有了,还有这些参天树木继续见证。但要是连它们也没有了,本就只剩下一副躯壳的勉仁书院,更是有被人戳骨扬灰之感了。 

在向校园守门人告别时,他告诉我其实连他也不知道,自己会在这里守到什么时候。我不禁苦笑起来,心里暗想:若要这么说的话,那如果我还有能来北碚的机会,不知道那时还能不能看到勉仁中学的存在呢。清风拂过,浓香扑鼻,缙云山的桂花依旧盛装绽放,然而我这时却兴致全无,只想到马一浮先生那声“斯文扫地”的叹息。在美国记者艾恺先生的那本《最后一个儒家》里,先生曾自言一生没有遗憾和失败感——因为已经做完了人世间应该做的事情。不知道这个微妙年代中漂浮的我们,多年下来之后,还能否有触及如上境界的坦荡?我怀揣着这份凝重的心情,离开了艳阳高照下的缙云山。 

后记:下山离开北碚老城区后,我却并没有马上返回。而是乘坐另外的公交路线,来到距老城区10余公里外的歇马镇。这里是北碚区地方政府规划下的新城区,一切都还处于方兴未艾之中。在终点站下车后走了数公里的路,问了好些人,才在一片农业园区当中找到了当年与梁先生乡村建设交相辉映的另外一人——晏阳初先生的故居。只不过晏宅外门上锁,内部装置空空如也,只有地上到处放置的设备工具提醒着我:这里还处于修缮当中。也难怪,“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还是去年年底才匆匆树立的,显然很崭新。旁边一位收桂花的老大爷倒是很惊讶我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并给我指了指相距数百米的以晏阳初先生命名的初级中学校园。看着设施外观完好的校舍,我的第一感想居然是:这个学校的命运,应该会比勉仁中学好吧(苦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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