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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学者激辩儒教重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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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艺在线-2011-3-3

 

曲阜建基督教大教堂一事,自2010年12月22日十名儒家学者联署《尊重中华文化圣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关于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见书》(以后简称《意见书》)成为网络热议焦点以来,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中华文化圣地建大教堂的话题虽已成“冷饭”,但其背后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自觉的方式问题、儒耶对话途径问题、基督教中国化的困境、文明交融中的冲突等诸多话题恰恰是人们应该冷静下来所应思考的。

有鉴于此,2011年3月1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青年学者自发举办了一次青年沙龙,对此网络话题加以讨论,主持人为基督教研究室唐晓峰副研究员,参与沙龙的学者有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研究员、段琦研究员、周齐研究员、周伟驰研究员、刘国鹏副研究员、赵法生博士、石衡潭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儒教研究中心主任陈明副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卢云峰副教授等学者与各界人士约40人。学者们就曲阜孔庙旁是否可建教堂展开热烈讨论。

作为《意见书》的署名者之一,陈明博士首先发言,他向大家介绍了该《意见书》草拟并发表过程,并声明自己是以儒教的推动者、研究者、对中国伟大复兴有意识的知识分子这几种身份来参与这次署名活动的。针对此次事件,他主张文化的多元性不是“强化的多元性”,不是在孔庙旁建一座基督教大教堂便可实现的,这种作法无异于文化搭台,而非文化因素在唱戏,在此过程中,让基督教力量获得了建造大教堂的机会。他声明,自己不反对在合理的地域以合理的规划建造教堂以满足信徒的信仰需求,但不是在孔庙附近建如此大的教堂侵犯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损害儒家文化信众的情感,社会固然是多元的,但多元共有的前提应是礼貌与尊重。发言中,他希望借助此次事件呼吁大家关注儒家及儒教的合法身份,进而解决儒家目前面临的困境,而这些他认为不是学院派的儒家学者所能实现的。

陈明博士的发言除了指摘一些非文化因素在此次事件中的参与外,整个发言基本上是从意见书所阐明的立场出发的。确实如他所言,教堂可以建,但在曲阜这座“中华文化标志城”,在距离孔庙3公里的地方修建一座几乎与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等高的哥特式教堂,是否合适?尤其是一些基督徒将在此儒家的“圣城”修建一座“大教堂”当作一种“荣耀”,看作是“上帝极大的恩典”,甚至看作是对于中国文化的“征服”时,这无疑伤及了倡导儒家复兴者们本已脆弱的心理。“身份”尚待明了,乏有“信从者”也就认了,罕有践行者也就罢了,但还由不得那整天“挤兑”传统文化、妄想“成全”儒家的“洋教”到我们的祖兴之地“显示上帝的荣耀”。这点甚至连基督徒自己都看不过去,有基督徒网友留言:“儒生们站在中华文化的代表者和悍卫者的立场上提出的抗议,我以为主办方也是不能不注意和考虑的。我做为基督徒,并不认为建个超大教堂,尤其是在不考虑当地人的文化背景和民族感情的前提下来做这事是件聪明事。这种事对于教会的发展,上帝的荣耀未见得是重要的。上帝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他乃是活在信他的人心中。”

针对此次事件,中国社会科学院儒学研究中心赵法生博士则从“理”和“情”两个方面谈到他的理解。从理性上讲,他并不反对基督教,甚至对基督教会有些许好感。因为基督教在帮助弱势群体方面、进行社会服务方面无疑做出了一些贡献。但从个人感情上说,“我则反对在曲阜建大教堂,原因很简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外,他还提到,基督教在中国呈现迅速发展的态势,甚至在曲阜也出现这一现象,原因“不在于基督教把儒教打垮了,而是我们自己把儒教打跑了。……孔庙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个赚钱的机器,儒家也因此游魂化。”儒家下一步要怎么发展?赵博士主张“要体制化,而不要制度化,同时更重要的是走民间化的路径”,而在此过程中,儒家可从传教体制上向基督教学习。

法生博士在这里所说的“情”为多数网友所认同,在凤凰网关于曲阜将建大教堂的调查中,截至2月底,共有18000多为网友反馈意见,其中接受在曲阜建一座高度远超孔庙大成殿的教堂的,有4336票,占23.1%;而不能接受的有13435票,占71.6%;认为在这个事件中信仰自由与文明间互相尊重得到兼顾的网友占23.6%,认为未得到兼顾的占58.6%。同时,在法生博士的理性对比与分析中,我们可解读出他对于儒家生存状态的无奈及他对于儒家出路的考量。这种思考得到了周齐研究员、刘国鹏副研究员及卢云风副教授的响应。

国鹏博士认为“这种看似偶然的现象,其实背后有必然因素,基督教、儒家都是弱势群体,一个魂不附体,一个被斥为外来宗教,这次事件好比是‘两个残疾人’之间的战争,如今一个有了觉醒意识,而另一个因为人们基本价值体系的沦丧而没有了传播阻力,于是儒家便把基督教这个弱者作为假想敌”,事实上,公民社会的建设,离不开多元文化的并存,这一点是儒家及其拥护者所无力扭转的,这这种多元并存的局面中,基督教文化必然是其中一环。儒家要做的是寻求一个可行的方案来复兴,而如今这种方案,无论是孔教化、体制化都缺少可行性,在这种背景下,失去了古代皇权的依赖,没法适应现代社会的“儒教”只能被其他思想所吸收,而失去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卢云风博士则从身、心、灵三个方面的分殊来说明儒家复兴的障碍,他认为儒家在理论上及实践中解决人的身、心问题,这是可能的,但他们对“灵”的关注比较少。信仰和体验所体现的宗教性,即灵性,在过去民间儒教中有,但在精英儒教中比较少见。儒家的复兴必须在这些方面做努力,而不是追求一个合法的“执照”和“身份”问题,如果这样变会陷入“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争论,与其陷入这些理性的争论,还不如做些实实在在的有生命力的行动。对此,周齐女士认为如果把儒家当作哲学,那它就“死”了。因为宗教性,即灵性可以给人以慰籍,哲学恐怕在此方面爱莫能助。

沙龙中,来自世宗所的石衡潭博士则认为在这次事件中,无论是儒家学者,还是基督徒都有他们的不足,儒家学者的不足在于在情感上把基督教当敌人,而实质上两者之间不存在内在的冲突和敌对。基督徒方面则表现为对儒家的思想及情感了解不够,无法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在他看来基督教和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需要去摆正。文化需要有主体性,但基督教与此无涉,因为它不能用文化来表示,只是受到外来文化的充实之后,他有所更新。事实上他在灵性层面是对儒家的一种补充。针对此次事件,他认为基督徒并非获益者,而是遭到了外部力量的“绑架”。

此外,沙龙中,学者们还就建制性儒教的途径、基督教在中国的扩张性及其反作用等方面展开讨论,这些讨论虽无法达成共识,但却为青年学者的理论研究提供了诸多思想、洞见,更重要的是提供了现实关切的视角。世界宗教研究所卓新平研究员在总结中提到,我们有着这些争论是必然的,这实际上是中国人在当前社会转型中的一些困惑、误解、忧虑,甚至是愤怒。宗教的问题,直到今天的中国社会,一直是没有解决的问题,一个是社会对宗教观念的认识,再一个是宗教到底是怎么回事的认识。无论如何,宗教是一种社会生命的形态,他不需要建制,也可以有所发展,他建议学者们观察与参与,并希望从中产生大思想家,并期待日后的青年论坛能够进行更多此类讨论,并持之以恒。

 中国社会科学院 段琦:对2010年宗教蓝皮书公布的基督徒人数有感 http://www.religionart.org/?p=977

段琦研究员的文章让我再次回忆起几年前曾亲身参与的这次调研,许多画面历历在目,为了问卷中的一个题目同事间争得面红耳赤,在大兴西红门试调研户中与老人的寒暄,国家统计局专业人员提供给我们的、研究几天才能看明白的公式、方法,回访电话中的“那个小礼物”……。天哪,竟然有人质疑他的科学性?难倒不看调研报告,就胡乱揣摩别人的数据的态度叫“科学”?还是站在护教的立场上,不做任何调查研究,拍拍脑袋蹦出个“一亿基督徒”的数字,进而增加引人关注的资本的作法,叫“科学”。——适铎。

2010年8月11日,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发布了由金泽和邱永辉主编的《中国宗教报告》中有关2008-2009年间对全国31个省市进行的全国性大规模抽样调查所获得的 数字,最为重要的一项是有关中国基督徒的人数,经调查得出中国基督新教人数为2305万人,其中受洗的是1556万人。该数字一发表在国内外相关人员中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多数研究基督教学者都表示出乎意外,因为在此之前都认为中国基督徒人数应远远超过这一数字,这主要是受国内外有关学者的影响之故。

对于中国基督徒的数量,国内外有关学者早有多种猜测或推测。英国学者林保德(Tony Lambert)在他的著作《中国基督徒亿兆 China’s Christian Million》中,认为中国的福音派信徒应该在3000-5000万之间。[1]而按照国际基督教研究机构(Centre for the Study of Global Christianity at 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的分析,中国基督徒的数量大概在7000万左右;前《时代》周刊驻北京记者部主任大卫·艾克曼(David Aikman)早在2003年就声称在中国,基督徒与天主教徒合计有8000万之多。[2]而美国福音派的喉舌《今日基督教》(Christian Today)的估计更是高达1.3亿。[3]另据从事多年家庭教会研究的于建嵘在2008年10月及12月在北京大学进行的两次讲座中,均提及目前“三自教会人数在1800万至3000万之间,家庭教会人数在4500万至6000万之间,两者加起来可能是6、7千万人左右。”[4]他在《基督教发展与中国社会稳定》(2008年未刊稿)中,三自教会人数是2500-3000万,家庭教会人数在6000-7000万,总人数近亿。具体而言,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教徒人数在70- 100 万左右,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这段时间内,人数已达到 1000 万。但是从 1980 年代后期到现在,在短短不到 20 年时间内,信教人数剧增到 1 个亿。[5]上述这些学者和机构的说法,均不是建立实证抽样的基础上,而是凭个人的感觉推测出来的,不能作为正式依据。

中国社科院宗教所的调查数据发布以后,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我们从新闻媒体和网上可以看到不少相关的报道。这些报导大体分为四类:

 一是对这一数据的公布不作评价,只是客观地进行了新闻性的报导。这些网站占了很大比例。

 二是对该数据大体持正面肯定态度,有些还给予相当高的评价,如中国民族报认为“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在国内首次公布全国基督教入户调查数据,也是宗教实证调研的重大突破。”[6]而基督教全国两会的网站不仅肯定了该调查有相当的参考价值,而且还进而思考将如何带领好信徒,他们说“作为一种抽样调查,其结论自然允许存在一定的误差。但这是学术机构花了几年时间作了大量的调查所得出的结果,其数据当然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就中国教会每个牧者而言,更重要的可能不是基督徒统计数字的多与少,而是应思考如何牧养和带领这些信徒。比如我们如何提升信徒的素质,使之不再以‘得饼吃饱’为信仰目的,如何远离异端邪说的温床?如何总体上改变信徒男女比例悬殊、年龄结构不合理的现象?如何面对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各种牧养挑战?如何致力于培养大批优秀的教牧人才,给他们营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等等。总之,此次社科院对基督教的调查报告,对于正在加强自身建设的中国基督教来说,无疑是有话要说的。”[7]等等。

 三是对总的数据有相当的保留,但不拒绝其中的一些内容,如属家庭教会的成都秋雨之福教会在介绍本调查时说:“这本来自官方学院的报告对家庭教会的状况和整个中国教会现状的描述,与目前家庭教会所了解的现实有许多距离,也充满了对家庭教会在中国的许多误读和回避。但报告中仍有许多数据,为教会和信徒认识我们所在的时代,更加看见自己在中国侍奉主的异象有所帮助。”。他们列举了一些对他们有帮助的数据,包括改革开放后三个阶段信徒发展所占的比例、信徒入教的初因(大部分是因病信教)、信徒参加活动的频率、对其它宗教的态度、信徒人数的地区差异等方面。[8]

 四是全盘否定这一数据,如有人说这次调查“非常失败”,所公布的数字“基本上采取的是中国官方三自教会所发布的基督徒人数,所以说家庭教会这一块没有任何的突破,就是不承认家庭教会的存在。家庭教会庞大的人数都没有计算在内。就从这一点看,这是一个非常失败的调查”。还认为,这一数字表明了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的调查是完全违反了学术周密的一个原则,体现了一种学术为各种利益所左右的倾向,因为目前中国政府以“维稳”作为主要政治目的,非官方宗教团体的实际发展状况和准确教徒人数,无法在这份报告中得以体现,并坚信中国家庭教会的人数应该是5000万人左右,加上官方三自的2000多万,加上天主教徒1000多万,整个中国基督徒的总数应该介乎7000万至8000万左右。[9]

对上述的说法,作为直接参与本次调查的一名成员,我只想就自己调查的体会发表一些看法。

 一、关于数字的真实性

本调查报告首先谈到了如何进行抽样的,应该说这次抽样是较严格地按照社会学上的抽样方法进行的。详情书中已作了很好的说明,笔者不再重复。但有一点必须说明的,那就是抽样是在全国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全面进行的。之所以要强调这点是因为有不少人以为我们只是在几个省中进行,所以提出这些省的代表性的问题。既然我们是在全国进行的,就不存在人们所担心的问题。再则这次调查我们是严格按各地区的人口密度来进行的,城市人口密度大,抽的样就多,发放的问卷也多。对一些地广人稀的地区,如西藏,抽的样也就少。这种以人口密度进行的抽样调查应该说是比较科学的,能较真实地反映中国信徒实际人数。

由于这次调查复盖面极大,不可能由我所的人员亲自去做,因此入户调查主要是通过统计局系统的调查员来进行。在做这工作时,对调查员进行培训,把要求都讲明了。我们自己进行的工作主要是两项,一项是问卷的设计,另一项是对调查员所进行的调查进行复核回访工作,检查他们是否确实进行了入户调查。

在进行问卷的设计方面,我们研究所是极其认真的,对入户所提的问题是经过反复讨论和推敲。不仅如此,我们还专为问卷的可行性到北京大兴县进行实地调查,从实地调查中发现问卷中的问题,对那些不太合适的问题加以修改。例如原先的问卷中对信教原因中有一栏选项是“对人生有意义”,当我们入户去问时,许多老百姓不知什么意思,无从回答,由此我们取消了这一选项,代之以更为现实的选项。

由于入户调查是随机抽样,因此被调查的户中有些全家均是非信徒,那就很简单,只要填写一份问卷就行了。如果家中有信徒和非信徒,那么有几个信徒就填写几份问卷。既然入户调查是随机的,也就不存在我们专找三自的信徒而不找家庭教会的信徒问题。只要他们自己说自己是信徒,那就填写问卷。所以认为“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的调查是完全违反了学术周密的一个原则,体现了一种学术为各种利益所左右的倾向”的这种说法其本身就是带着强烈的偏见。至于认为这次调查“不承认家庭教会的存在。家庭教会庞大的人数都没有计算在内”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

那么这一数字是否非常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基督教信徒人数呢?我想这只是相对真实,也就是过去人们均是猜测,而如今我们通过调查得到了相对准确的数字,也可以说至少了解到中国基督徒的底数。之所以造成这个情况并不是“不承认家庭教会的存在”所造成的,而是由其它原因。

数据是否能相对准确主要取决于几个方面,首先是抽样样本的科学性,所抽的样是否能反映出真实的情况。这点我在上面已经说过,样本的抽取上是按照严格的社会学的方法来进行的。在与统计局合作过程中,这一问题较好的解决了。

除上述情况外,在具体操作中还有两个关键因素影响着调查的准确性:一是调查员是否真的入户按我们的要求在做;二是信徒是否能真实地回答调查员的问卷上的问题。

为督促调查员认真去做,后续的检查工作要跟得上,即要了解他们是否真正入户根据问卷的问题填写了。为此我们要求所有问卷必须填写真名实姓和联系电话,以便我们日后复查时用。

至于如何做到信徒如实回答问卷的问题,这点并非我们能力所及,只能相信多数信徒应该会如实回答的。但笔者也了解到,有些云南信徒曾反映对填写此问卷有顾虑,特别是一些党员和干部,对问卷中要求填写真名实姓很有意见,因为他们不愿意公开暴露了自己的信徒身份。同样,是否有家庭教会的信徒,因怕受政府打压也隐瞒了自己的信徒身份,这也不好说。但我们之所以要求填写真名实姓和联系方式的初衷恰恰是为了保证数据相对的准确性,防止调查员没有真正入户调查而为之。这也是个两难的选择。看来如何能既消除信徒的顾虑,又能对调查员起到监督作用,是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为了了解调查员是否入户作调查,所有参加调查的我所同事均负责进行抽查工作,每人在前往自己的调查地区,根据当地调查员已提供的名单,负责打160个电话。笔者拿到的是福建某县八个村共160人的电话号码。必须说明的是由于调查员入户时间在2009年2、3月,而我们复查是在10月,相隔半年多,许多人已淡忘了。所以在我们打电话时也是经过再三说明,才使一些人回忆起来。即使如此,回访的结果表明,多数调查员是入户进行了此项调查的。当然今后再做此类调查时要加大对调查员的检查力度,并要在他们调查完之后立即着手进行检查,以免人们淡忘。不管怎样,笔者要说明的是,在从事这项工作时,宗教所是很认真的,而且力求数字接近真实,完全不像有人所说的“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的调查是完全违反了学术周密的一个原则,体现了一种学术为各种利益所左右的倾向”等等。

笔者相信多数调查员还是认真履行责职的,多数信徒也是如实回答问卷问题的,鉴于这样的信念,笔者认为中国基督徒人数2305万至少是中国基督徒人数的底线。如果我们将调查员入户调查的误差和那些有顾虑,刻意隐瞒自己的信徒身份的人的人数作最为夸大的设想,这次调查的误差也决不可能达到现今统计出的人数之半吧!由此,我个人认为我国基督徒人数约在2305-4000万之间。我的这种说法可以由另外的调查作佐证。

一则是2008年10月,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中国宗教与社会高峰论坛”上,零点研究咨询集团总裁袁岳提到了该公司在2007年5月进行的“中国居民精神文化生活调查研究项目”中有关中国社会民众信仰状况的众多数据,其中便涉及基督教信仰人数问题。这一数据是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全国20个城市、16个小城镇、20个农村,对7021名16岁到75岁的常住居民进行入户访问获得的。但那次会上,他们很谨慎,并没有公布具体的数字。直到2010年7月,杨凤岗教授在人民大学举办的第七届社会科学研讨会才正式发布了零点公司调查的数字:中国基督徒人数在3000万。这多少与宗教所公布的数字有相当的契合。

另据有关人士透露,中国基督教两会曾在2008年对湖北进行调研,信徒人数远较他们估计的少。这似乎又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我们调查的数据。

不管怎样,上述经调查得出的数字虽不相同,但均对以往所推测的中国基督徒有七、八千万或上亿是个很大的修正。

 二、关于家庭教会的人数

笔者在此调查数字公布之前深信于建嵘的估计,即家庭教会人数是三自的两倍,而且也相信人数大约有 4000-5000万。但经此数字公布后,我修正了自己的看法。首先,既然基督徒总人数最高值在我看来不会超过4000多万,那么家庭教会怎么可能达到于建嵘所说的数字?再者根据我们问卷中设计的基督徒参加宗教活动场的五个选项:“登记场所”、“未登记场所”、“朋友家”、“自己家”、“其它”,实际上就是想了解中国基督徒中大约有多少是参加三自的,有多少不参加三自的。从数字看来,从总体上看进三自教会(登记场所)的人数所占比例67.9%远超过在未登记场所活动的家庭教会的20.2%的比例。即使将朋友家(26.7%)、自己家(22.4%)及其他(1.8%)这三项均列入家庭教会的行列,也只占到71.1%,更何况后三项选择,参加三自的信徒也可能在朋友家或自己家活动。实际上,今天中国的基督徒中有相当一批既参加三自系统的聚会,又参加家庭教会的聚会,这些信徒既可以视为家庭教会的,又可以视为三自教会的。由此看出,中国信徒中纯属家庭教会的人数决非像原先估计的那样多,至多与三自信徒相等。更大的可能性是远少于三自的,特别是真正形成规模的家庭教会人数则更少。

从我们自己的调查中也发现,家庭教会往往将人数夸大,特别是想以家庭教会作为政治资本的个别领袖人物更是如此。这样的结果,往往引起人们的错觉,以为家庭教会的势力远超过三自教会。

 三、有关中国信徒初信的原因

有人对蓝皮书中提到信徒初信的原因有60%以上是因为自己或家人生病的说法也是持否定态度,认为 “精神生活”才是信仰的主因。“中国十几亿人,不可能再生活在陈旧的那样一个共产主义的教条的意识形态之下。这样的话,信仰的复兴是中国社会每一个普通中国人所渴望的,这样一个内在的精神需要的一个体现。”对这种说法笔者有所保留。

从我们的调查来看,信徒信教的初因,第一代基督徒与第二代基督徒是不一样的。第二代基督徒往往是因家庭影响。但作为第一代基督徒,其归信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自己或家人有病或者遭难。这种情况在近年来基督教发展迅速的地区,尤其是较贫困地区更是如此。以我们于2010年5月在吉林市某教堂的调查为例,在与17位信徒座谈时,其中有10位是因自己或家人生病或有难而信基督的,占到他们中的60%,其中有人最初信的是佛道民间信仰,因求菩萨不灵,转而信奉耶稣,病体得以康复,于是成为坚定的基督徒。吉林市是个工商业均较为发达的地区尚且如此,更何况广大的农村信徒。从事多年家庭教会研究的于建嵘也提到,曾有一宗教神职人员对他说,基督徒有 80% 以上因家人或自己有病才信教。中国百姓在信仰问题上是很实用和功利的,特别是广大的农村更是如此。我们在福建进行调查时,一些牧师和传道人告诉我们,他们有些村就是因为基督徒医病赶鬼特别灵,致使整个村变成福音村。当然由于地区不同、人群的不同,信教的原因呈现不同的情况,特别是在某些大城市及一些青年人为主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体中,因病信教的也许不是主因,但大城市及知识群体是否就能代表中国广大的信众,这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当然,我们相信,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信徒文化素质的提高,因对精神生活的追求而入教的人数会有所增加,但这只能视为一种发展趋势,而不能视为当前的现实。如果把这说成是当今普通中国信徒入教的主因,是否有点夸张?

也有人对蓝皮书中提到的信教年龄的调查持否定态度,还认为本报告中没有将北京、上海、广州等近十来年基督徒快速发展的中国城市教会情况写进去,特别是没有把北京家庭教会基督徒的平均年龄不到四十岁这样的信息写进去。我想这是因为本报告主要之点是要突出通过调查得出的全国基督徒的人数(既包括家庭教会也包括三自教会,甚至还包括那些从不进堂的个体户基督徒),因此并没有着力于某些城市教会的情况。至于对信徒年龄的调查,我们并没涉及对信徒平均年龄的调查,只是对信徒开始信教的年龄作了调查,并得出近半数信徒开始信教年龄是在35-54岁之间,从而修正了以往以为是进入老年之后才信教的错误看法。此外本调查还指出,各地区情况不一样,东北地区中青年开始信教的人数超过了半数,达到54%。本调查确实没有涉及北京家庭教会平均年龄,因为我们进行的调查是全国范围内的抽样调查,只是对大的地区信徒作了一个概括性的统计,而并不区分他们是属于某一城市中家庭教会情况或三自教会的情况。

 四、对基督教在东北发展情况的看法

蓝皮书中谈到我国基督徒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和东部地区,对这点笔者在网上并没有看到什么不同意见。实际上,当今中国基督教的这种分布格局大体延续了历史上基督教在华的分布状况,但东北三省是特例。本人有幸于今年(2010年)5月到吉林省作调查,所了解到的情况与蓝皮书所言大体相吻合,即吉林基督教的大发展时期是从九十年代开始,中后期达到高峰。进入21世纪后发展速度有所减缓。这种发展速度我们可通过蓝皮书中所提到的各时间段中信徒人数在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看出。

我们看到1982-1993年间,东北基督教的信徒占总信徒的(7.2%),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7.9%)。这说明,在改革开放初的十年中,当全国有些省份的基督徒开始得到较快的发展时,东北地区却并没有发展多少。但从1993年或者说从九十年代起至2002年为东北地区信徒则达到了高速发展的程度,这阶段信徒数占其总信徒人数的47.9%,比同期同样也处于高速发展的全国平均水平的42.4%要高出5.5%。进入新世纪,基督教的发展从全国来看有回落趋势,也就是蓝皮书中提到的在2003-2009年此时期所占的基督徒所占的比例是31.0%,东北地区同样也呈这一趋势,由九十年代的47.9%降至42.6%,但东北基督徒发展速度却比全国的平均水平31.0%要高出11.6%。由此东北自九十年代以来加入基督教的人数竟高到占其总信徒数的90.5%,这说明东北之所以成为基督徒的大省与过去历史的传承没有关系,完全是后起之秀。这个现象在全国可能是首屈一指的。

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从我们这次吉林调查来看,这与东北自九十以来的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东北解放以来一直是重工业基地,国营大企业集中之地,人们较之南方各省更习惯于计划经济体制下过捧金饭碗的工作。九十年代开始走向市场经济,很多人无法适应,特别是当许多国营大企业工人下了岗,其生计没有了着落,有病也看不起,这对他们个人和家庭无疑是个天大的灾难,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深刻地感受到马列主义无神论不能救他们了,唯有求靠神灵保佑了。于是九十年代东北人突然有了一种“信仰的觉醒”,自发地抛弃了无神论,到各种宗教上去寻找保佑。所以实际上从九十年代初至今各种宗教全面地在东北复兴,而不只是基督教得到发展。这里有一数据可以表明这点,东北各大宗教信仰者总数1993-2002年占39.4%,2003年至2008年占32.0%,这说明东北各大宗教的大部分信徒均是在九十年代以后皈依的,换句话说,九十年代之后东北各种宗教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正体现了“一荣俱荣”的说法,只不过基督教发展较之其他宗教发展得更快而已。我们这次在吉林市看到这情况也很能说明了问题。我们曾参观了一个正在修建中的规模极其壮观的道观,其高昂的资金完全是靠信徒支持,这反映了它已拥有相当的信众。我们还得知该市北山的药王庙香火极盛,特别是每年五月的某一节日,近些年来上山的人拥挤不堪,为了确保朝圣者安全,市政府不得不动用大量警力来维持秩序。由此可见,九十年代以来,东北决不是基督教一教独大,而是各种宗教百花齐放。东北人信奉的宗教大体可分为三大类:佛道民间宗教类;天主教、基督教类;新兴宗教类(包括FLG及带有神秘色彩的各类功法)。在我们调查中,有好几位基督徒是从佛道民间宗教中转来的,还有的是从FLG转来的,这些都证明了东北近二十年来的宗教发展不只是基督教。

东北历史上是属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信奉的宗教主要是萨满教或藏传佛教。直到1861年才解除封禁,大批内地移民开始大量移入,带去了汉地的佛道民间宗教。但这些宗教因脱离了移民原居住地,所以大多根基不深。1931年日帝占领东北后,大力扶植佛教,日本投降后,佛教也风光不再。解放后,对各宗教实施较左的政策,所有宗教全面衰落。作为老解放区的东北,宗教所受的冲击远较南方等地区严重。基督教虽然早在十九世纪中期传入,但在东北始终发展不快,特别是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对基督教采取打压削弱的方针,基督教力量就更小了,到解放后更不用说了。

1949年后,东北成为重工业基地,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再次大量移民至此。这些人大抵都接受无神论。宗教普遍被视为封建迷信。这种情况直到文革结束后十年间均如此。九十年代,人们在经历了转制带来的痛苦之时,喷发出对宗教的渴求,甚至达到了饥不择食的程度。

至于为什么基督教在东北发展速度超过了其他宗教,这与基督教的组织体制和传教方针有着密切的关系。基督教制度性和组织性超过佛道民间宗教,作为受过大工业体制熏陶的人更习惯接受这类宗教,因为它更使人有归属感,信徒间更容易形成互相帮助的局面,这对遭受生活种种磨难,希望找到支持的人无疑很有吸引力。基督教又是一个将传教作为大使命的宗教,据我们调查,传教热情最高的人是第一代基督徒,而不是第二代基督徒,东北90%的信徒均属第一代基督徒,其传教热情可想而知。因此在他们的劝说下,逐渐将自己的亲朋好友也都带进了教会。而这些人入教后,又将更多的人带来。这样,使基督教在东北得到极其迅速的发展。此外,东北本是个移民社会,佛道教和民间宗教的根基远不如南方省份深厚,这决定了东北民众即使信奉佛道教和民间宗教者也极容易改宗转而皈依基督教。基督教的发展还得益于对FLG的打击,使部分FLG练功者也转而皈依的基督教。再者,前些年韩国对东北宣教和影响也是一个因素。总之,东北从一个历史上基督徒甚少的地区,变成基督徒的大省这是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

笔者之所以对东北情况多着笔墨,并非本人对东北有着特殊的偏爱,而是想用东北的事例来说明根据蓝皮书中所公布的数据我们可以进而引伸出许多值得关注和研究的课题,也就是说,这些数据对今后中国基督教仍至中国宗教的研究有着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

总之,2010年蓝皮书中的数据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本文仅就我体会最深的几点谈点感受。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数据是动态的,例如,数据中反映的基督徒中女性占大多数,达七成,文化程度偏低,有半数以上在小学及以下,但根据我们近两年的跟踪调查已经注意到,有些地区,特别是城市教会,这种现象正在改变,不少教会内男性比例和高学历者正在增多,普通信徒中初中毕业的占了多数。通过我们跟踪调查也研证了这次公布的数据虽然不完美,但总体上对中国基督教宏观的把握和发展趋势还是很到位的。它们为我们今后作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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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ee Tony Lambert, China’s Christian Millions, London: Monarchy Books, 1999.

[2] David Aikman, Jesus in Beijing, Washington: Regnery Publishing, Inc, 2003, pp.7-8.

[3] 见扬凤岗:《中国基督徒究竟有多少?》,2010年8月10日网上转载

[4] 引自于建嵘北京大学12月11日的演讲。

[5] 转引自董磊明、杨华等:《基督教在中国农村的快速传播及其对宗教管理的重大挑战——基于基督教10省20村传播状况的调研报告》,(内部报告,无出版时间,估计完成于2009年,),第36页。

[6] 马丽:“2010年《宗教蓝皮书》,中国基督徒总体估计为2305万”,《中国民族报》,2010年8月24日

[7] 恩惠:“《宗教蓝皮书》指出基督教发展较快”,2010年10月14日,中国基督教网站

[8] 《中国社科院〈2010中国宗教蓝皮书〉摘要》,成都秋雨之福教会网站,2010年9月17日

[9] 《基督日报》,2010年8月18日,转引自百家讲坛官方网站www.baijiajiangtan.com.cn,“2010年宗教蓝皮书为何非常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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