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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之本意与封建统治者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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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广清

[摘要] 在许多问题上,儒家的本意是不错的,但常常被封建统治者利用。如原始儒家的“忠道”观、“天命”说、礼制思想、教化论、“正德、利用、厚生”思想、“农本商末”主张等,其初衷本来是有利于民众与社会和谐的,但由于没有合理的政治体制和制度来实现和保障,所以被统治阶级利用来维护其专制统治。今人应当把儒家本意与封建统治者的歪曲利用区别开来,既不能不加分析地把所有恶果都归咎于儒家,也不能因为某个思想曾被封建统治者利用过而否定其内在的价值。     (博讯 boxun.com)
[关键词] 儒学 本意 封建统治者 歪曲利用

在五四以来的启蒙话语中,儒学是守旧派,孔孟是腐朽势力的代表;直至今日,在反思中国近代以来何以落后挨打的原因时,亦常常将儒学视为罪魁祸首,儒学成了封建主义和保守思想的代名词。当然,作为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学对于中国的历史进程是应当负有一定责任的,其学说的内在缺陷与中国长期专制落后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对于这一点亦不能笼统论之,而应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来善加分析。其实,在许多问题上,儒家的本意是不错的,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彰显,并常常被封建统治者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例如,儒家的“忠道”历来是备受非议的。但实际上,在原始儒家的“忠道”中,愚忠的成分很少。它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在孔、孟、荀的著作和春秋典籍里,“ 忠”并非仅指对君主尽忠,它还含有多方面的含义和应用范围。如:作为一个国民,应忠于民族社稷;作为一个公职人员,应忠于职守,敬业奉公;作为社会群体一分子,在人际关系方面应忠诚待人,真心实意地为人谋事;作为先人后裔,应忠于列祖列宗,承继和光大祖先基业,等等。《说文》对“忠”的解释是:“忠,敬也,尽心曰忠。”这正是“忠”的本义。

第二,原始儒家所言之“忠”,往往与国家社稷相联系,常常是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忠于民众的代名词。只是后来随着君主专制的强化,“忠”才逐渐成为对封建统治者愚忠的专有词汇。

第三,原始儒家即使在讲忠君时,也并非不分是非,不讲独立人格,盲目愚忠。他们的所谓忠君主要是指:勤于职事;一心一意,不“身在曹营心在汉”;无野心,不越权;不居功自傲;贡献有益政见,匡正君主过失,而不谄媚取宠;不谋私利;为国进贤;不结朋党,等等。这些,恐怕直到今天仍然是下属的必备素质和下级对待上级的正确原则。特别是孟子和荀子,还主张对那些无道的昏君暴君起而黜之、逐之、伐之、诛之。但由于那个时代缺乏最高权力更迭的合法制度,这些主张难以实现;加之专制君主对儒家这些主张十分反感,使得儒家“从道不从君”的思想隐而不显。例如,朱元璋对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不听,则易位”[2]一类观点就极为恐惧,害怕这些言论的传播会危及他的极权统治,所以下令将《孟子》删节了85处。

第四,原始儒家的“忠道”,并非是对臣下单方面的要求,而是君臣双向的权利和义务,是有条件的。譬如,他们把君主能否公道正派、以礼待臣、爱护臣下作为忠君的前提条件,如孔子讲“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3]意谓大臣有被君主礼敬的权利,这是前提条件;君首先对臣以礼相敬,臣才谈得上忠于君主。

儒家的“忠道”后来之所以演变为对君主的愚忠,主要是统治阶级根据自己的需要,促使“忠道”向着有利于维护其专制统治的方向畸形发展。本来,“忠道”是广泛调节各种社会关系的道德原则,但由于统治阶级看到臣民恪守“忠道”有利于君主的专制独裁和防止臣民犯上作乱,因此随着君主专制权力的不断强化,便将“忠道”逐渐改造成为君主对臣民单方面的道德要求和政治钳制工具。其手法是:首先,他们有意不讲或少讲“忠道”中忠信待人、敬业守职、公忠爱国等涵义,片面强调重于君主这一面。其次,他们把原始儒家所强调的“和而不同”、“道高于君”、“从道不从君”,以及君主对臣民应尽责任义务等思想从“忠道”内涵中一概除去,只保留对君主竭诚尽己、无有二心的内容。于是,本来是有条件的、有原则的、体现君臣双方道义的“忠道”,就演化为无条件的、无原则的、强迫臣民单方面尽忠的政治枷锁了。其三,凭借家国不分的社会政治制度,将爱国与忠君划等号。统治者的逻辑是:爱国必定忠君,不忠君即是不爱国。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点,是因为在宗法制社会里,政治结构呈家国一体状态,家族制度就是政治制度,父子关系就是君臣关系,家庭家族道德就是国家政治道德,治家的活动和手段就是治国的活动和手段,家族秩序就是国家秩序。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4]在这种条件下,将家与国、君与国、忠君与爱国等同起来是很容易的。其四,通过“移孝作忠”、“忠孝合一”,消弭“孝道”与“忠道”的冲突,增强愚忠的合理性。统治者把忠君上升为社会的最高价值,这必然与社会原来的另一最高价值 ——孝道发生冲突,于是他们竭力将忠与孝混同起来,移孝作忠,使忠孝合一,从而既消除了两者的冲突,又能使愚忠容易在心理上得到全民无条件的认同。与“忠道”和“孝道”相联系,汉代以后,整个“三纲五常”都在专制帝王长期的别有用心的利用下,成为培养驯服人格的工具。

再如,孟子为反对专制暴政,说“汤武革命”是正义、合法之举。理由一是这种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符合“民意”和“天命”;二是这种革命是以“德”得天下而非以“力”得天下,是“王道”而非“霸道”。孟子这个“天命”说和“王霸之别”本来是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统治阶级的,但由于当时没有合理的政治体制、科学的权力变更程序作为民意和天意的体现与保障,所以很快就被统治阶级利用了。后来,历代“武夫豪杰”也好,“独夫民贼”也好,在实行暴力夺权或宫廷政变、进行改朝换代时,都打着孟子的“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大旗。这样,所有“英雄霸业”的非法、非正义之举都成了合法、正义之举。于是,天下者,不复为天下人之天下,而是一被逐之鹿,在几个颟顸武夫的马蹄下,追来逐去,成为可射可夺可挟可持之猎物。所谓马上夺天下,马下治天下,只不过是说:武夫逆取,儒生顺守,逆来顺受,变非法革命为一次又一次的合法批准而已。汉、唐、宋、明,漫漫千年,都是这个英雄打天下、争天下、失天下、夺天下的恶性循环。……天下不复为公,可藏于一宗一姓之筐筴,藏得住为合法,流于别宗别姓,也是合法。

孟子的“天命批准”,以“天不言”为内涵,则是空洞无物,无法规范任何实在的政治变动,……那么任何一场政治变动都可以获得合法批准,只要它用各种手段做到“天不言”、“民不言”就可以了。事实上,中国历史中的历次“造反”“作乱”又有哪一次不是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呢。这种“天命”批准的理论,其危险不在于削弱了“政道”,而在于给任何一种践踏政治规则的暴力行为提供了相对主义的诡辩。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儒家几代人深恶痛绝的“打天下,夺天下”的恶性循环,不正是以孟子的“天命批准”为其滥觞,为其肇始?[5]

又如,董仲舒为限制君主滥用权力,沿袭先儒的“天命观”和“天人合一”,发明了“天谴”论,企图利用天的权威给君主以一定的制约。一是要求君主的情感好恶、行为举止和政治决策符合“四时”、“五行”等天道规律。二是以“天人感应”来警告君主:假如你滥用权力,逆天而行,“天出灾异以谴告之”;你若仍不加理会,我行我素,就会受到上天惩罚。实际上,这种“以天限君”的办法所能发挥的心理和道德威力是微不足道的。更吊诡的是,封建帝王想的却是如何利用“天命观”来作为皇权合法性的依据,论证其个人及其“家天下”乃是“天命所归”,于是现实生活中的专制帝王便戴上了“圣王”的金冠,变成民之天,民之师。这样,在政教合一的运用下,儒家的“天命观”和“天人合一”便成了为专制权力一元化合理性进行论证和粉饰的理论了。

还有,儒家重视礼制也没有什么不对。任何社会都必须有一套可资遵守的行为规范,儒家冀望通过人们行为的规范化来促进社会的道德化和有序化,其本意也是好的,“礼治”的治国方略反映出原始儒家已有一定的制度意识。礼制之弊,一在以礼为法,以礼代法,即以血缘等级色彩浓厚的伦理纲常排斥和代替国家法制,以私德代公德,以私法代公法。二是片面强调弱者对强者单方面的责任和义务,无平等性可言。尤其是“三纲”将等级权威化,“皆片面之义务,不平等之道德,阶级尊卑之制度”[6],使君、父、夫形成绝对的权威。三是演变成僵化的教条,不仅形式繁琐,而且违反人权,摧残人性,如说寡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等,故被鲁迅斥为“吃人”的礼教。封建统治者敏锐地意识到,儒家礼制的这三个方面的缺陷,恰好与封建政治制度保护特权、维护压迫剥削、强化专制统治的目标和功能相一致,于是,他们便将“三纲”不平等的一面放大到极点,并整合到封建政治制度中去。

到专制社会后期,这些纲常礼制变得愈来愈残酷无情,原始儒家的“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变成了“君可以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夫在从夫,夫死从子”,等等。于是,本来作为儒家促进社会道德化、有序化的行为规范的礼制,与时代要求和民众权益的矛盾愈来愈突出,成为桎梏人民特别是劳动者的枷锁,成为封建统治者驭民、牧民、制民的工具。但由于封建统治者对礼教的歪曲和利用是在幕后进行的,于是人们便以为儒家是吃人的宗法等级制度与官僚等级制度的始作俑者和顽固维护者,同时也就导致今人将儒家关于合理差别的主张亦统统以等级论视之,从而将儒家打入保守派。这个结果,恐怕也是儒家始料不及的。

再以道德教化为例。儒家感到仅凭自己在野士大夫的身份和力量,是不足以教化天下的,于是谋求教化与权力结合,途径无外乎儒者从政和将教化的权力与责任交给政治系统。这就等于赋予了统治者以教主身份。故而最高封建统治者既是政治领袖,又成为道德化身和精神领袖。历代帝王不管其教化职责履行得如何,无不披上儒家道德教化的外衣将自己打扮成英明的“圣主”和道德高尚的“圣人”,以增强其专制统治的合法性。这既是儒家政教合一诉求实现的必然形式,也是政教合一社会框架下的必然结果。

儒家的“正德、利用、厚生”也是每个当权者都必须挂在嘴边上的口号。李自成造反时,就说我要打倒明朝皇帝,因为你皇帝不“正德、利用、厚生”;皇帝也发表言论说,我要镇压你,是因为我要“正德、利用、厚生”。至于他们实行不实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儒家重农轻商,提出“农本商末”主张,本意为保障民生。而封建统治者推行“农本主义之目的,非有厚爱于农民也,主要为谋国家或统治者与官僚阶级之利益,盖别有所为也。史称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魏以富强。秦用商鞅农战之策,卒并六国。汉高祖重农抑商,文景劝农,与民休息,及武帝而国力充实。”“西通西域,北弱匈奴,威震四裔,此重农之效也。然农民生活之善否,初无与于此。文帝减免田赋,而受惠者地主,非佃农也。汉律重农抑商,惟稍抑商人之势,农民之疾苦自若也。且以累代抑商之故,商不得盛,农亦交困。国用取自田赋,而农业生产受天然之限制,设遇暴君污吏,诛求无度,农民不能安生,流为盗匪而大乱作矣。此亦重本抑末之果也。”[7]

类似这种“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的事例,在儒家那里还有很多。

儒家和新儒家皆有卫道精神,皆有救天下苍生之志,对社会风教、传统文化、民族前途皆有强烈的使命感,这是无可厚非的。但这种“思以其道易天下”的使命感倘过于强烈和迫切,则很容易与权力结合在一起,从而跌入权势的陷阱,屈服于权贵之下任其摆布,结果不但“易天下”不成,连学术和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也丧失了。历史上无数儒者都没有逃脱这个结局,便是明鉴。社会发展史昭示我们,时代愈向前发展,一个学术流派所起的作用愈有限,谁也做不到“以其道易天下”。一个学派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命运如何,是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在实践中选择的结果,而不取决于这个学派自己的主观愿望,更不应为了自己的理想而与权力结盟,成为权力的附庸。

所以,今人应当把儒家本义与封建统治者的歪曲利用区别开来,把儒家主观上的美意与客观上的效果区别开来,既不能不加分析地把所有恶果都归咎于儒家,也不能因为某个思想曾被封建统治者利用过而否定其内在价值。

参考文献:    
[1]孟子•尽心下.
[2]孟子•万章下.
[3]论语•八佾.
[4]孟子•离娄上.
[5]朱学勤.老“内圣”开不出新“外王”[J],张荣明:道佛儒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179.184.
[6]陈独秀.宪法与孔教[J].新青年.二卷三期.
[7]万国鼎.传统的农本主义[J].中国论文下载中心www.studa.net,2006.4.11.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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