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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儒教之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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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申先生的在《儒学与儒教》一书的序言里讲到:中国古代儒、佛、道三教并提,没有人觉得有什么本质不同,所争仅在是非;与此相应,是孔、老、释迦均圣,没有人觉得孔与释、老有什么本质不同,所争仅在高低。

刘述先先生认为以传统基督教为模型的宗教观念,根本不适用于来讨论世界宗教, “‘宗教’一词不见于中国古籍,而西方式的宗教是过去中国人完全陌生的东西,故此有人推断中国传统根本缺乏宗教”他把宗教信仰当作“终极关怀”看待,指出儒学有其深远的宗教意蕴。

蔡仁厚先生认为儒家之宗教性,可以从“宗教形式”与“宗教真理”两个层面加以说明,,“孔子和孔子以后的儒者,其实都有超越的意识,但儒家没有采取一般宗教的方式来表达,而是道德宗教通而为一的方式,那是即超越即内在,即内在即超越。”

赵吉惠先生认为早在汉代,儒学就逐渐被神化,由此具备双重内涵:既是关注人文、提倡道德精神、强调人生价值、和谐人际关系的生命哲学,又是具有内在超越、终极关怀、把道德神圣化的道德宗教,因此“儒学既是生命哲学,政治伦理哲学,又是人文宗教,道德宗教,或曰世俗宗教”

陈焕章先生为孔教学院的创始人,其宗旨是“昌明孔教,救济社会”,主要讲学宣道,兴学办教。

汤恩佳先生更是一个虔诚的“儒教徒”,为弘扬儒家文化而四处奔走。他对宗教进行了中国式的解释:“宗”是宗师之“宗”,“教”是“有教无类”的“教”,是“修道之为教”的“教”,即是祖宗教诲的意思,孔子系中国的万世师表、教育宗师,他的教义是人力可为的宗教。

谢谦先生亦认为“孔子及其儒家则是传教者,儒家之于儒教,非常类似西方神学之于基督教”

罗俊义先生读牟宗三先生的《中国哲学的特质》一书后认为牟先生把“学”与“教”定为中国哲学、儒学的双重性:“中国,则既有‘学’的一面,又有‘教’的一面。作为‘学’的一面,涉及对象儒释道三家都是以生命为中心而展开的学问,是活动于“生命”的理智及观念的反省说明系统;作为‘教’的一面,儒释道都以高度的人生智慧,给人类决定了一个终极的人生方向,而且将永远决定着,取得了耶稣在西方世界的地位之地位,是儒教,是佛教,是道教,其中本书讲述对象儒教是道德教、成德之教、人文教。‘学’、‘教’两面,并行不悖,共存一体,……此则即道德即宗教,而为人类建立一道德的宗教。”并在此基础上认为发显儒学此“学”与“教”的双重性,以重建道德的宗教、人文的宗教,不仅仅是中国哲学、儒学的双重特性,还是牟先生一生的诠释方向和哲学宗旨。

唐君毅先生在1963年8月27日写了《儒学与儒教》一文中通过对宗教之斗争与宗教之协调之诸问题、儒家之学与教与宗教、儒教之信仰与其他宗教之信仰之不同、儒学儒教与哲学及一般道德教训之不同、儒家之学与教之树立与一切等方面的自我理解,对儒家之“学”与“教”,或者儒者之道、儒者之精神,今后当何所寄托,如何表现等问题进行了阐释。唐先生通过从探讨世界宗教的渊源问题着手,从而引出宗教的共通性质,“依我之正面意见,是人类要根绝宗教上之一切不必要的纷争,而安和天下,必赖于儒家之学与教之自树立为人类文化之一骨干。” “一切宗教皆源于人类之向上的心情,亦初皆多少包含对人之道德教训,即皆为一般劝人为善的。而此道德教训中,亦大皆包含爱人敬人之一义”由此给儒家赋予了宗教道德性质。在他看来,“儒家非一般的宗教”。儒学具有宗教性,儒家的超越智慧已涵盖了西方的宗教智慧。儒家讲道德,并非纯然的,常含有宗教性的意义,单纯的道德应只涉及人生层面,而儒家重视的不限于此,同时也重视“祭”,祭天地、祭祖先、祭圣贤绝不能仅仅看成是道德层面的,在这其中,也包含着宗教性的情绪,宗教性的虔诚,宗教性的要求。因为祭礼本身即是宗教活动,而儒家把“祭”纳入礼中,由此可以看到宗教与人文的结合,“由此,儒家是亦哲学,亦道德,亦宗教。

牟宗三先生在谈到中国哲学的形态与特质时,“用一句最具概括性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哲学特重“主体性”(Subjectivity)  与“内在道德性”(Inner-morality),中国思想的三大主流,即儒释道三教,都重主体性,然而只有儒思想这主流中的主流,把主体性复加以特殊的规定,而成为“内在道德性”,即成为道德的主体性。”他认为无论是宗教的斗争还是宗教的斗争协调还是要追溯到道德层面上来。这也刚好契合了唐君毅先生关于道德生活的学问的思考,唐先生对儒学宗教性问题的思考是和他早年对宗教的体验、所形成的对中西文化比较的独特视角、梳理中西宗教精神发展的理路以及他试图为世界文化提供一共同理论基础的目标相联系的。在《道德自我之建立·重版自序》中唐先生认为人生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来说,有赖于个人的道德实践,而不纯粹属于理性思辩的领域。所以,无论是“依于个人之性情,对人生所兴感者之流露”的《人生之体验》(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还是“为我个人求建立其道德自我,而对道德生活所作的反省之表述”的《道德自我之建立》(北京:商务印书馆1944年出版),都显示了他对人生体验省悟和道德自我反思的孜孜以求。

唐君毅先生并不仅仅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史家,而自始至终都还是一个充满着主观意志和自创精神的哲学家。他并没有把儒学定为一种宗教,只是认为儒学具有宗教性,儒教与一切宗教的共同点是“重视生命存在自己之求之不得一确定的安身立命之所”,它具有信仰和超越性的两重内涵,儒教并非不包含信仰,而是其信仰重在能信主体的自觉一面,而不只重在所信客体的被自觉一面,儒教优于其它宗教之处就在于儒家自孔孟开始就注意“求诸己的自省、自知、自信之精神,此精神终将成为人类一切宗教之结局。”不难看出,在唐先生的眼里,儒家的所具有的社会实用功能决不仅仅停留在一个流派上,而是上升到人们的信仰层面,发挥者宗教性质的功能。又因儒者的生命与理想、信念融成一体,其人文理想和价值世界与敬天、法祖,上帝、皇天崇拜,对天与天命、天道的敬畏、信仰,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儒学的宗教精神依于一种回望的思想,即认为我们的祖先、圣贤、天地为我们的生命、生活乃至万物依之为生的根本,所以才会出现对祖先、圣贤、天地的祭祀,这样的祭祀,并不是一般的道德心理或道德行为,它还包涵着对宗教的体认,具有浓烈的宗教意义,但是它又避免了宗教可能产生的狂热与偏执,不会导致超世间与世间的截然对峙,而体现出一种特有的“宽容”,“何以儒家思想所指导形成政教礼俗,能使中国之佛道二教之争,不演变为西方之宗教之斗争,并使历史上的中国成为最有宗教宽容的国家?有人说此乃儒家思想只是哲学,或只是一些一般的道德教训,而非宗教信仰,故能缓和一切宗教的冲突。……但此语却尚不完足,因而儒家思想并非只是哲学,亦不只是一般的道德教训。”这就体现了融合宗教精神与人文精神,融合天地与人事,在出世与入世的交融中领悟处世之道的。

儒学非宗教而起了宗教的作用,它是入世的、人文的、又具有宗教性品格的精神形态。“至儒家之思想,则明要导向道德上之行为与实践,而一切道德上之行为与实践,都要依于一信仰。”儒家道德、伦理及儒者生活中间有深刻的终极根据,有超越的形上的关怀。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救民于水火”、“即世间即出世”的神圣感、使命感、责任感、担当精神、忧患意识和力行实践的行为方式,特别是信仰上的终极承担,与宗教徒无异。但儒者又生活在伦常之中,不离日用常行,在凡庸中体验生命,体悟天道,达到高明之境。它虽有终极关怀,但又是世俗伦理。它毕竟不是宗教,也无需宗教化。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曾说:“按照费尔巴哈的看法,宗教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的关系、心灵的关系,过去这种关系是在现实的虚幻反映中(借助于一个神或许多神这些人类特性的虚幻反映)寻找自己的真理,现在却直接地而不是间接地在我和你之间的爱中寻找自己的真理了。”儒家所强调的正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的关系”、“我和你之间的爱”。儒学可以说是这一意义的宗教。

对儒学宗教性层面的探讨和发掘,是以唐君毅先生、牟宗三先生为代表的新儒家们重新解读中国传统文化所开拓的新视角,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提供一个全新的思路,寻一种新的生长点,改变长期以来普通大众乃至一些学者对儒家、儒学、儒教乃至其他宗教关系的偏见或误区。当然,唐君毅先生认为儒学高于其他任何宗教的提法可能不被所有学者认同或接受,尤其是儒家之外的学者或信仰它教的信徒所认可,但是唐君毅先生通过用中西文化比较的方法论诠释了儒学的宗教意义,彰显了儒家道德本体即超越又内在的特质,从而证明了儒学的生命并不仅仅靠对儒家经典文本乐此不疲的“训诂考据”或“义理阐释”,还在于对儒学礼仪制度及性质层面的不断考察和日益深入。这也不失为一种可供我们借鉴和参考的思维路向。

先生语录:

儒家之‘学’与‘教’,实乃兼具哲学的道德的与宗教的三方面的意义,而不失其为一者。依此,儒家之‘学’与‘教’,应说为人类精神之一特殊的表现形态。而若以西方传统之分类观点来看,则说其是学是教皆可。如说为宗教,即应称为一哲学智慧的与道德的宗教。

中国社会之礼俗,亦大体上是儒家之教化所形成。说中国是一儒教的国家,此话亦大体不错。

至于说儒家思想,包含了一些道德教训的信仰,语虽较贴切,但又不能说明儒家思想中,重对天地鬼神之祭礼,及对天道天命之崇敬,与人之心性本原之默契之一面。至少就此一面,及此一面之贯注于儒家所陈之道德教训,与其哲学思想上说,则儒家应亦是宗教。

至于以中国之宗教二字原义来看儒家之教,亦原可说为宗教。因儒家之学明有所宗,而亦同时对世间立教者。中国夙有儒释道三教之名。依中国之宗字之原义,乃指祖宗与对祖宗之祭祀。……故中国之所谓宗,可兼指祖宗,与为人与万物之大本大宗之天或道,与学术文化教育中宗师三者。……则宗教二字之相连,其固谊应即凡有所宗,即有宗教,亦有所学之义。人于此之所学所教之方向,内容与义趣,即称为一教之宗旨。……儒家之学,祖述尧舜,宗师仲尼,亦原有宗旨:如求仁——仲尼以之设教,后儒以之为学,则称儒家之学与教为宗教,为三教之一。而以中国宗教二字之原文,衡量西方所谓宗教,既有其宗旨,亦有所垂教于世,自亦可称为宗教。

中国之所谓儒教以及释道二教,皆原可称为宗教。

对于儒家之教与其它宗教之不同,……儒家之教并非不包含信仰,而是其言信仰,乃重在能信者之主体之自觉一方面。而不只重在所信之客体之被自觉的一方面。儒家由重此中之能信之主体自觉,而重此主体之实践其所信,由行道而成德,以建立其为贤为圣之人格于天地之间。此即儒家之特性。

 

編者按:向李先生介紹一個人,是本刊主編,馬來西亞儒學研究會署理會長陳啓生先生,他是如此弘揚儒教:儒教儒教也,絕對不是不似西教 “宗教” ,儒教更具周備:終極以“道”,修習以“德”,履行以“禮”,執务以“儒”,弘理以“教” ;不必外求,不需發明,經典具備,時中調適,必能啓生!他講課、談話都不離這五個儒教觀,令我們願意接受,還感到自傲。他做了 “一點”實踐工作,長期在東南亞多地弘揚,德教會以德入講,道教會以道入講,儒教會儒學會以教育入講,平均每週三講。他二十年來推展成人、兒童讀經教育,以《弟子規》《論語》《易經》為基楚課本,只限讀經班用的《弟子規》贈書,超過十九萬本。以文宣、以團體的活動推動民間,要重視過年、過節、成童禮、開筆禮、冠礼、婚禮、葬禮,祭孔、孟母節等。贈出數以萬計 “天地君親師神位”和孔子相,鼓勵家庭每日拜祭。創刊創站及担任主編的有:儒教郵刊、讀經通訊、周易學刊、家園月刊,德教會資訊、道教郵報季刊,還發動數十人代為轉發。十個網站,他說應付不來,今年合成五個,有馬來西亞儒教研究會、國際儒學、國際儒教、馬來西亞三清道教會、德教資訊網。主催的國際儒學大會今年為第七屆、國際儒教大會今年為第四屆。他到處放火,勸人和幫助成立儒教會、孔子之家、開辦讀經班。他說,有朝,20%華人承認自己是儒教徒,或有1千個這類儒教組識,才夠得上稱為 “有底子” 。他這樣的工作算不算對儒教有點貢献,若值得一提,下次你有出類似《儒學、儒教》的書,就給寫上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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