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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情懷、儒學理念、儒雅生活、儒教事業—中國儒教網宗旨及其使命 - 慕朵生、袁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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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慕朵生、袁彦,袁彦:中國儒教網 站長

 

一、中國儒教網是一家儒教網路道場

西曆2005年(以下時間皆用西曆)底,當代儒林首望蔣慶先生發佈《關於重建中國儒教的構想》一文,引發思想界熱烈討論,其中多數人予以激烈批評,表明人們對儒教的不解、誤解、曲解十分嚴重。中國儒教網(以下簡稱儒教網)緣此而生,目的是為公眾搭建一個瞭解儒教的網路平臺,系統介紹儒教的來龍去脈,展示儒教重建的基本動態,推動儒教的重建和復興。所以,儒教網不是一個單純的學術平臺或知識平臺,而是一家基於儒教立場的網路道場,抱守儒家情懷,秉持儒學理念,執著儒雅生活,立志做一番儒教的事業,實現“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儒家理想。

2006年3月20日儒教網(http://chinarujiao.net)上線試運行,龐樸公揮筆書寫就“中國儒教網”標識,並惠賜長篇訪談《儒教重建也是一個好事情》首發。是年9月28日即孔聖誕辰2557周年之際正式開通。目前,儒教網共開設22個欄目、82個學術專題、105位學者文集,收入文章1.5萬余篇,2010年3月改版以來累計流覽量270萬人次,並開通了儒教復興論壇(http://www.rjfx2000.net,)供網友分享儒教知行心得使用,註冊人數超過8000人。創辦五年來,儒教網先後發起以孔子誕辰為中國教師節(54學者),慎重對待耶誕節、重建中國文化主體性(10博士生),須尊重歷史、宜敬畏聖賢——致電影《孔子》劇組人員公開函(60家儒家社團),尊重中華文化聖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儒家10學者)等一系列重大呼籲或倡議活動,均在海內外各界引發強烈反響。儒教網未必是全球最大的儒教網站,但從資訊的及時性、話題的前沿性、文獻的豐富性,特別是從推動儒教重建的基本立場和種種實踐來看,卻是全球最權威、最有影響力的儒教網路道場。在大陸儒教官方網站未建立之前,它對儒教重建和復興所發揮的促進作用,是無可替代的。

作為公益性網站,儒教網純粹出於創辦者的文化情懷和業餘堅持,基本由創辦者個人負責與管理,沒有任何官方、商業及外國因素摻雜其中。幾年來,儒教網關關停停,困頓不堪,這是儒教現實命運的折射,也是國人的一大悲哀——諸神狂歡,百舸競勝,唯中國文脈不絕如線,儒教事業少有人問津,豈不哀哉!豈不痛哉!但是,悲情不是儒家的真精神,相反,道之所在,雖千萬人吾往矣,儒教網正是要在困頓的境遇下,立志為儒教重建和復興不懈陳辭,逐步扭轉歧出的中國文化路向。

二、判教是儒教重建的重要組成部分

2010年底,儒家團體和士人抗議耶教會在曲阜孔廟附近建設超高超大耶教堂。不少人儘管對儒教重建表示同情,但認為批評和抵制耶教既不明智,亦無必要。事實上,不同宗教在歷史傳統、基本教義等層面必然存在一些明顯的差異,其信仰者生命、生存、生活的樣式和觀念必然有所不同。即使是同源的宗教,如耶教、猶太教、伊斯蘭教,以及耶教衍生出來的新教、天主教、東正教等分支,亦不免如此。因此,明確與其他宗教的邊界,保持與其他宗教的張力,是一種宗教是自己而不是他者的不可或缺的要素。不同宗教進行辨別,用中國學術名詞說就是“判教”,如唐代辨別儒釋道三教異同的問題。對於儒教重建而言,目前最複雜、最嚴重的挑戰,首先是耶教反客為主,喧賓奪主,甚至成把主人即儒教趕出家園之勢,所以必須與之做判教的工作。當然,任何一種宗教,自身都有其價值,有其魅力,有其信眾,耶教同樣如此。與之進行判教,不是為批評而批評,為抵制而抵制,而是儒教自我厘清和重建復興的需要,正如唐代的韓愈辟佛一樣。同時,與之進行判教的工作,亦不能取代儒教義理的重建和光大,就像宋代大儒建立新儒學之後才逐漸扭轉中國佛教化趨勢一樣。

耶教進入中國至少已有400年歷史。但是,耶教在明代以及清代前期,沒有太大的發展,且此期間來華耶教士做了大量中西文化交流互動工作,以至於儒學在歐洲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晚清以降,耶教在中國發展比較快,一則西方列強支持,甚至依之為侵華的探路先鋒,故蔣夢麟先生有“佛教騎著白馬來中國,耶教騎著炮彈來中國”的感慨;二則耶教興辦西式醫院、女子學堂、孤兒院等,提供小恩小惠,吸引了部分困頓的民眾;三則以儒教為主體的中國文化開始沉淪,無法有效化解耶教提出的挑戰。民國初期,中國曾出現過一個持續十餘年的“非耶教運動”——後來發展到非議所有宗教,其中有認識到耶教文化侵略的因素,但最主要的因素是,無論左派還是右派知識分子,皆基於無神論思想和所謂“科學主義”,把宗教視為封建的、迷信的、落後的、愚昧的東西加以批評和反對,提出中國不能走宗教化的道路。新中國成立後,宗教被視為“毒害人民的鴉片”,不僅耶教,其他宗教的發展都受到很大的壓抑。

耶教在中國的大發展,是在上個世紀90年代之後:一則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中國主流意識形態受到很大的衝擊,中國人信仰發生極大的動搖;二是改革開放逐漸進入深水區,貧富差距、官民矛盾等問題日益嚴重,弱勢群體基本權益無法得到有效保障;三是社會日益市場化、世俗化,精神生活變得越來越平面化和庸俗化,中國變成巨大的文化荒漠;四則經過近百年來“革命”、“西化”、“市場”的多重打擊,以儒教為主體的中國文化支離破碎,隱而不彰,中國人失去了全盤性、本土性的安身立命的系統。總而言之,耶教是乘虛而入,開始的信眾多為“三八六零六一部隊”,即處於弱勢和邊緣的農村留守婦女、老人和兒童,新世紀以來知識精英和大學學生信眾逐漸增多。據官方統計,目前中國耶教信眾不到2400萬。但這個數字並不包括未註冊或未接受洗禮的信眾,如家庭教會、守望教會等地下教會的信眾等。“世界基督徒資料庫”等機構估算目前中國的耶教信眾在1.1-1.4億之間,並預測本世紀中葉中國會成為世界上耶教信眾最多的國家,“中國龍將變成上帝溫順的羔羊”!

有人曾說,不要害怕中國人信耶教,如果13億中國人都信耶教,改變的不是中國人,而是耶教。坦率地說,這是一種盲目樂觀。佛教傳入中國後就在母國消失殆盡,特別是以儒教為主體的中國文化始終沒有全盤崩潰,所以能轉化佛教並逐漸將之中國化。今天,耶教在中國大發展的情形與佛教完全不同,它背後有強大的、強勢的西洋國家和西洋文明以為支撐,而以儒教為主體的中國文化基本全盤崩潰,根本就無法轉化耶教並逐漸將之實現中國化,相反倒是中國有可能逐漸耶教化。中國的耶教化進程,必將嚴重衝擊和深刻改變中國的固有文化傳統和現有文化生態,一些傳承數千年的理想信仰、價值觀念、典章制度、風俗習慣等必會為之大變,甚至中華民族的品性也會有所變異。非但如此,耶教氾濫還會危及中國的文化安全和社會安全。前不久,北京地下耶教組織“守望教會”的信眾公然非法聚集,要求宣佈“三自愛國教會”非法,承認“守望教會”為唯一的合法耶教會——這就是一個危險的信號。

儒教網只是一家儒教的網路道場,不可能包打天下,包治百病,只能更多關注宗教問題,警惕中國耶教化現象,並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近代中國經歷了一個由“器物”(洋務運動)到“制度”(辛亥革命)再到“文化”(新文化運動)的“西化”過程。目前,中國從政治到經濟,從價值觀念到思維模式,乃至於中國人的生命、生存和生活方式,基本上已“全盤西化”。我們知道,宗教關乎人的終極關懷,是一種文化之為自己的核心問題,是一種文明之為自己的底線問題。所以,能否抗拒中國耶教化,能否成功重建儒教,是關乎中國五千年文脈能否延續,往聖先賢道統能否傳承,中華文明能否為為中華文明的底線問題。

當然,無論是在文化本能上還是在民族情感上,耶教化對中國人來說都將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和嚴重的精神焦慮。但我們必須深刻認識到,無論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還是在當下,耶教發展和氾濫的根本原因,不在於它具有不可比擬的優越性和吸引力,而在於它鑽了以儒教為主體的中國文化凋敝零落的空子。所以,與耶教進行判教,只是抗拒中國耶教化以及“西化”必要的、外延的工作,關鍵問題仍在於做好儒教重建的自身工作,孟子所言“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之謂也。

儒耶兩教教義辨析,是個十分精深的思想問題,有賴當代大儒持續深入地做好細緻的研究和判定工作,非儒教網一己之力所能解決,亦非一時之功。形而下或細節性的問題,多屬“百姓人倫日用而不知”的問題,因其可以潛移默化以至於公眾習不察焉,使人們以非為是,以是為非,其影響大,其危害深,所以必須澄清。比如,西鄰之子呼西鄰之父為父天經地義、名正言順;東鄰之子呼西鄰之父為父則乖乎情理、名不正言不順。耶穌是人名,是耶酥創立了耶教;信奉耶教的人尊耶穌為“基督”,意指“上帝”選中的人間“救世主”。所以,“基督”對耶教信眾而言,是一個具有高度神聖性、崇拜性、歸屬性、情感性的稱謂。一個人不信耶教,就不宜呼耶穌為“基督”,不宜呼耶教、耶經、耶誕為“基督教”、“聖經”、“聖誕”,否則就會像東鄰之子呼西鄰之父為父一樣滑稽可笑。更重要的是,按照大陸現行法律,各宗教地位平等,官方使用“基督教”,等於無意中承認了耶教是“聖教”和“國教”,對其他各大宗教極不公平。此外,學校師生組織耶誕節聚會,違反了“教育與宗教相分離”的教育法原則;媒體和商家炒作耶誕節,無疑在為耶教傳播推波助瀾。總之,幾乎整個民族都陷入了文化上的集體無意識,所有國人都在呼西鄰之父為父!

民國時期的知識分子,大多使用耶教稱謂,且有人指出耶教方面竊用中國傳統“聖”字甚為不妥。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唐君毅先生多次撰文指出:耶教將自己的“聖”字由私名變為類名,排擠了中國傳統“聖”字的空間,宜主動更改;國人直呼“聖經”、“聖誕”,缺失民族信仰即儒教信仰,宜深刻反思。

有人批評儒教網與耶教判教的做法,不夠大氣,不夠寬容,不符合孔子和而不同之教。實際上,寬容是耶教的傳統,儒教的傳統是包容。按耶教傳統,它應該寬容儒教。當然,儒教不需它寬容,因為儒教沒有錯,更沒有罪。按儒教傳統,儒教本可以包容耶教。但是,包容方是強者,被包容方是弱者。現在儒教衰微,耶教強盛,儒教如何包容耶教?以耶教會在曲阜孔廟周圍擬建超高超大教堂言,我們知道,任何一種文化和宗教,其發源地都是其當仁不讓的聖地,是其神聖象徵之所在,關乎民族自尊和信徒情感。曲阜就是儒教的聖地,其在儒教徒心目中之地位,相當於耶路撒冷在耶教徒心目中之地位,麥加在伊斯蘭教心目中之地位,不容侵犯,不容褻瀆。這不是儒教包不包容的問題,而是耶教沒有入鄉隨俗、客隨主便,相反咄咄逼人、欺人太甚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還有人要儒教寬包容耶教的劣行,試問天理何在?放下歷史上的“十字軍東征”不說,如今瑞士全民公投支持禁止伊斯蘭教建立圓形塔尖的清真寺,法國、比利時、義大利禁止穆斯林婦女帶面紗,都表明耶教目前仍缺乏寬容的精神,更缺乏包容的精神。所以,人們批評和指責的應該是耶教,不是儒教。儒家士大夫、社團、網站抗議耶教會在曲阜孔廟建超高超大教堂,既合情,又合理,更合法,同樣振聾發聵,闕功至偉,標著儒家士大夫的文化自覺和集體亮相,表明儒教重建大有希望,在中國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性的意義。

三、通過自我定義明確儒教之為宗教

目前,絕大多數學者否認儒教是宗教。吾人認為,說“白馬非黑馬”是正確的,說“白馬非馬”是錯誤的。同樣,說“儒教非耶教”是正確的,說“儒教非宗教”是錯誤的。中國早已全盤西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學者數典忘祖,喪失獨立思考的能力。體現在宗教問題上,就是把西方宗教模式,尤其是耶教模式,視為唯一的、普遍的、絕對的宗教模式,認為凡是與耶教模式不一樣的宗教,都不算宗教;耶教有造物主,有教義、教經、教會、教士、教堂、教禮等等,儒教都沒有,所以儒教不是宗教。實際上,如果嚴格按照耶教模式,何止儒教不是宗教,就連佛道兩教也不是宗教,因為她們儘管有寺廟道觀與和尚道士,但經典和教義之中都沒有人格化、宰製性、一元論的造物主。所以,按照耶教模式討論儒教是不是宗教根本就行不通,必須採取以中解中和自我觀之的方式,彰顯儒教之為宗教。

以中解中,就是基於中國歷史傳統,採用中國學術概念,解決中國現實問題;自我觀之,就是自我定義,自我確認,並辨異他者。我們知道,任何一種成熟的宗教,都會有其歷史演進過程,並且積澱下來一種獨特的模式。儒教模式及其最大特色,就是在中國歷史上,儒教一直是天人合一、聖王合一、政教合一、知行合一的,一直位居中國宗教文化的主流主導主體地位,並且一直不曾中斷。換而言之,儒教自中華文明源頭起,力量就非常強大,以至於統攝了政治、經濟、文化、風俗尤其是教育等社會生活各層面。即使佛道兩教興起後,亦不曾改變這種局面,正如陽明先生所說,儒教如院落中之正廳,而釋道兩教如院落中之廂房。陽明先生還指出,儒釋道三教教義皆極高明,但儒教上下打通,涵化整個社會,教化所有人眾,所以不必往深山老林裡跑。進而言之,因為儒教統攝了社會生活各層面,一個人生下來,即無時不接受儒教規範,無往不接受儒教薰陶,最終之於儒教,就像魚兒游在水中不知水之存在,鳥兒飛在空中不知空氣之存在一樣。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是儒教徒,只不過自覺意識和修養水準有所差異而已,即陽明先生比喻的金子的成色和輕重有所差異而已。這種情況下,儒教根本無須另建一套教會、教士、教堂等建制體系保障或突出自己的存在。當然,儒教有自己非建制化的體系,如教經十三經,教義三綱五常,教禮祭天地君親師等等。此外,有人把儒生比附為教士,把孔廟比附為教堂,雖很勉強,但亦未嘗不可。

儒教自孔子上下有五千多年的歷史,是和中華文明興衰一體、並存共進的,即教在國中,國在教中,天然和一直就是中國的國教和聖教。耶教則不同,它只有兩千多年的歷史,此前亞歐當地都有久遠的歷史文化傳統。所以,剛露頭的耶教是“異端”,明顯和當地傳統不一樣,因此受到諸多壓制,需要通過秘密的建制化體系,確保自己的生存。歐洲中世紀,耶教得勢,政教合一,進一步強化了其建制化的存在方式,並利用這種建制化體系壓制其他“異端”。歐洲“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之後,政教分離,耶教失勢,它同樣需要建制化的體系確保自己的生存。不難看出,儒耶歷史發展模式差異很大,儒教無須建制化體系,耶教則離建制化體系不能生存。所以,以儒教無建制化存在方式判定儒教非宗教站不住腳。因為,以耶教為標準,則儒教非宗教,但以儒教為標準,則耶教非宗教。這就是莊子說的“自其異者觀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觀之,萬物皆一也。”

宗教關注的首先是終極關懷和精神信仰問題,其他的如禮儀、道德、文化、習俗等皆是其衍生物。認為儒教不是宗教的人,只看到了儒耶超越方式的異,沒有看到超越目的的同。此外,儘管儒教崇尚道德仁義,追求內在超越的成分較多,以至於牟宗三、唐君毅、錢賓四諸先賢皆認為儒教是一種“人文教”,充其量承擔著某種宗教的功能。但是,儒教並不否認亦不排斥人格神的存在,事實上,與其說儒教缺乏人格神的信仰,毋寧說儒教對人格神的信仰非常純正和堅定,以至於不將其視為知識的物件加以探討,更不會去懷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不論”不是懷疑和否認神的存在,“存”就是把神尊置起來供人敬仰。“敬鬼神而遠之”,“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遠”和“如”不是沒有神,而是神在遠處,在高處,需要通過敬和祭,才能從內心體驗到神的降臨和光照,感受到幸福與超越。

總而言之,儒教將神人、內外、主客、聖凡一體打通、毫無間隔,是世間最圓融的、最完滿的宗教,是一種超宗教。儒教之為宗教,必須依據中國歷史傳統,採用中國學術範疇,通過自我定義,自我確認的方式,回應人們對儒教是不是宗教的疑問。進而言之,通過自我觀之,儒教不是耶教意義上的宗教;通過自他觀之,耶教不是儒教意義上的宗教。儒耶兩教對宗教各有自己的理解和定義,如果互不承認,互相訾議,必然有害而無益,最好的辦法是各自保留自己對宗教的理解和信仰,彼此承認對方是宗教的一種模式,不認為自己是唯一的宗教模式——這才是真正的和而不同,才是最大的寬容或包容。儒教承認耶教是一種宗教,但耶教不承認儒教是一種宗教,其他各思想流派也很少承認儒教是一種宗教,這要麼是淺見無知,要麼是別有用心,要麼是幫倒忙,不足與議也。

四、儒教賦予生命以神聖性和莊嚴感

宗教主要是講信仰的,而信仰是最少計算心和功利性的,因為人的信仰需求,是天命之性,是一種天生的、內在的、單純的需求。一個人或許會認為自己無信仰,但他的這種無信仰也是一種信仰;一個人或許為了某種益處而信仰,但他的這種信仰是一種偽信仰,不是真正的信仰。總之,人的信仰需求與生俱來,無法回避,不可剝奪,只能是要麼信仰這種宗教,要麼信仰那種宗教,而不能不信仰和無信仰。重建儒教,就是遵循天命之性,守護人的信仰,呵護人的精神,賦予人的生命生存生活以神聖的、高尚的、優美的價值和意義,使人得以順天之命,盡天之性,最終達至天人合一的莊嚴境界。

儒教不存在“天定選民”的觀念,從不認為只有魯國人或齊國人天生就是儒教徒,趙國、魏國的人天生就不是儒教徒,或說就不能成為儒教徒。錢賓四先生說:“孔子思想,乃針對世界全人類,無古無今,無地域之隔閡,無種族,無國界,無老無幼,無男無女,無智愚,無貴賤貧富,無種種職業階級,無一切分別設教。”他還說:孔子之教直面人性、人心、人生,是關於人的生命、生存、生活的學問,是人之為人應有的、基本的準則和學問,並且下學而上達,所以“極具體,但可達于極玄遠;極親切,但可達於極超脫;極平實,但可達于極幽深;極分別,極零碎,但可達於極會通,極圓成。論其出發點,則人人盡知盡能;求其歸宿處,亦人人易達易到。而其中間過程,則可以極廣大,極多端。”錢子所言,吾人拳拳服膺,常加稱引,認為這樣的儒教,自是能面向所有人設教,且亦能為所有人親近和接受。耶教則不然,比如:猶太教認為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選民”;美國人認為美國是“山巔之城”,並由此形成“美國例外論”即“美國最優論”。目前,“上帝的選民”已然在耶教徒意識中泛化為因崇拜耶和華而蒙受其“恩寵”的所有的人,而那些不信耶和華的人則不會受其“恩寵”,從而強化了“信耶穌者上天堂,不信耶穌者入地獄”的教條,使耶教越來越成為偏頗性、排他性、極端性的宗教。相比之下,儒教無疑是世間最具普世性、包容性的宗教。因為最具普世性和包容性,所以儒教的原始初衷和遠大理想,是要為全天下的人,並且是基於全天下人的一種內在需要,提供一種精神信仰和價值體系。事實上,儒教傳承五千年,流化全中國,並及部分周邊國家和地區,這就是儒教吸引力、凝聚力、生命力的體現。

當然,中國是儒教的起源地和生成國,中國人生於斯,養於斯,耳聞目染,習與性成,天然就傳承著儒教的文化基因,天然就對儒教的教義和禮儀有一種親近感。所以,儒教的根蒂和基礎在中國。海外華人華僑以及儒家文化圈保持儒教的努力固然難能可貴,但是最終儒教能否復興和重光,關鍵在於十四億中國人能否選擇儒教,中國能否走一條儒教化的道路。

儒教對功利持警惕心態,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也。但是,儒教不是非功利和反功利論者,相反,儒教主張修齊治平,樂見為眾生帶來福祉。我們知道,晚清以降,中國思想文化領域迭經進化論、無神論、科學論和革命化、西方化、市場化的衝擊,至今天整個社會都沒有了神聖性和敬畏心。國人從懷疑鬼神到批判聖賢,從顛覆道德到罔顧法律,從挑戰人倫到蔑視生命,名教覆亡,綱常淪陷,倫理失範,風俗坯變,貪官污吏有之,奸商惡霸有之,圍觀傷溺者有之,以子弑父者有之,人將不人,國將不國。括而言之,中國目前已經處於深刻的危機之中。這種危機不是經濟的危機,不是政治的危機,不是社會的危機,而是人心的危機,是精神和信仰的危機,是儒教崩潰和缺位的危機。在這樣的社會,這樣的國度,人人以自我為中心,人人彼此視為敵人,最終是人人無法倖免於難——此是國家和民族之大危機、真危機。解決此危機之道,就是重建儒教,從精神和信仰層面安頓人的身心性命。“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儒教重建未必能給人帶來物質生活上的收益,甚至需要國家和公眾提供必要的物質保障,但卻能收拾人心,維繫道德,康健社會,拯救國家和民族——此為儒教重建的無形之利、無利之利,乃利之大者。很多人目前還意識不到這個問題,這不是儒教自身具有局限性,而是儒教發展有待充實的空間。而且,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道不虛行者,待乎其人而已!

2009年,蔣慶先生在泗水儒學會講時曾提到,自己有關重建中國儒教的構想,人們可能20年之後才能理解。“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先知先覺都很少為人理解,都很孤獨和寂寞。但是,“德不孤,必有鄰”,至少可以友于往聖先賢,友于道德君子。所以,儒教重建別人理解不理解,不是大問題,關鍵是為什麼不理解。我認為,最根本的原因是,儒家文化已然花果飄零,儒教傳統基本全盤崩潰,中國文化歧出亦即西化非常嚴重。關於這一點,唐君毅先生曾說:一代人不讀中國書,中國文化就丟失了四分之一;兩代人不讀就丟失了一半,三代人、四代人不讀就會丟失殆盡。從“新文化運動”算起到現在,大體上已經歷了三、四代人,中國文化已然丟失殆盡,以至於人們把儒教傳統,視為外在於自身生命的東西,當作客觀存在的物件,加以把玩和鑒賞甚至挑剔都很容易,但對之抱以“瞭解之同情”與“溫情和敬意”卻很難,更不用說作為自己立身行事的法式了。特別是,中國知識精英不再是中國文化的守護者,而是近乎全盤西化,其問題意識、概念範疇、思維模式、解決方案,唯西方馬首是瞻,全然拋棄儒教的傳統和資源,特別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知識分子,已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士大夫,而是將儒家儒學儒教當作謀生的職業,研究的物件,缺乏體認和溫情,更缺乏捍衛與弘揚的責任心。

當然,在社會和民俗方面,在“小傳統”方面,儒教流風遺韻尚在,尚有部分的、非自覺的體現。但是,就整體而言,中國已經不是一個儒教的國度,其殘存的儒教成分,不僅比臺灣少得多,而且比日韓也少得多。須知,臺灣領導人馬英九先生每年高調祭孔,而日本首相福田康夫也是前往曲阜孔廟憑弔孔子的。在這種情況下,儒教重建不可能寄望於大陸的人們能很快地理解並支持,相反只能在不解、誤解甚至是曲解中奮力前行。正是在此意義上,儒教重建必然是一項極其崇高和偉大的事業,所謂“艱難困頓,玉汝于成”!

孔元二五六三年孟夏四月西曆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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